美國公債首次突破13萬億美元大關，已暴發主權債務危機的歐盟失業率突破兩位數，日本不到一年便再度換相，很多人把世界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新興市場身上，但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要可持續增長，也需要克服不少問題。對中國來說，當前最迫切的恐怕就是提高勞動者薪酬、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了，近期以富士康跳樓事件為代表的多起惡性事件使人們對中國勞工權益問題更加關注。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歷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從2005年到2009年，我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從31.4萬件增長至68.4萬件，年均增長21%。看到這一切，我們不難理解，勞工權益正在成為決定中國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
　　按照許多企業薪酬狀況，工人已無法保持10年、20年前的生活水平，這種問題在一度號稱農民工工資20年不變的珠三角地區許多出口企業中表現尤為突出；其次是因為要求合理分享經濟增長果實，這是工人天經地義的權利。工資必須體現歷史和社會的因素，馬克思不是早就告誡我們了嗎：“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范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章“工資的國民差異”），既然我們的GDP已成倍增長，目前全社會習見的消費水平比一二十年前已高出一大截，既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已提高很多，還指責珠三角工人不愿接受每月五六百元的工作而寧可失業，是否太過分了呢？
　　任何時候都有一味為老板辯護的人，任何時候都有把“市場”置于人命、人性之上而不是要求它為人服務的人。我們無法鉗住別人的舌頭不去突破人性底線，但我們應該明白自己該怎么做。好在前有中央政策文件明文宣示要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者收入；后有各地相繼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廣東、江蘇、北京等省市已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20%以上。本田和富士康已分別加薪30%以上，其中富士康深圳地區加薪幅度達到66%。富士康同時還將執行每個員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制度。在政府最低工資標準法規要求下，考慮到這類企業的規模和市場影響力，他們的舉動將帶動相當一部分企業跟進。
　　當然，置身“全球化”大潮之中，能否加薪？加薪幅度幾何？我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在現行全球化的國際分工網絡中，處于核心地位的蘋果、諾基亞之輩控制設計、營銷等高增值環節，獲取絕大部分收益，在國內社會以強勢面目示人的富士康實際上只是收益率甚低的代工廠，還需要為爭取微薄的代工收益而與全球范圍的同行火拼，壓榨勞工就成了他們“降低成本”的出路。這，就是當前全球化國際分工殘酷的現實。一直以來，有些外資企業就是擺出了這樣的姿態：要我加薪？那我就關廠去別的國家投資。也正是在這種“全球化”的壓力下，2004年8月，有關部門到東莞征求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意見時，東莞方面只同意從每月450元提高到不超過480元，連一分錢的調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會趕走外來投資者。
　　在如此全球化的大潮面前，我們并非沒有招架之功，經過長期歷史積淀和60年奮斗，我們擁有勤奮自強不息而且有文化、有紀律的勞動者大軍，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還在持續提高；有完備的產業體系；有堪比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有相對高效率并在不斷努力改進的公共服務；有較強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性；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加薪又將推動國內市場加速膨脹；我們擁有遼闊的國土，通過國內產業轉移，能消解部分成本上升壓力……筆者以為，所有這一切，賦予了我們大面積、較大幅度加薪的底氣。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在宏觀經濟穩定性、政治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優勢，被視為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最熱門替代國的國家罷工頻率、概率也比中國要大得多，又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提高工人待遇的良好時間窗口。利用好這個時機，我們能將加薪必然帶來的沖擊削弱到最低限度。
　　盡管如此，僅有當前的加薪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預見未來可能遭遇的問題。二十年來，全球化的深化已直接間接導致了眾多西方國家福利體系崩潰，令不少西方人驚呼要警惕“全球化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我們的某些人則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輝煌成就”而志得意滿。可是，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必然導致某些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更低成本的國家，造成相應的就業機會流失，屆時，目前的這批全球化受益者們將有淪為受損者之虞。這個問題，中國白領們未來也不可能逃脫。而要防止因此而造成的嚴重沖擊，我們需要早作籌劃。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