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紀較大的讀者可能還記得國民儲蓄運動。該運動風行于二戰時期，屬于一種“民間努力”。但之后它們又遷延了好幾十年；在當世人們的記憶中，過去英國政府每次發布預算案，都會提到感謝“國民儲蓄運動”(National Savings Movement)的主席。如今，一些國家的民眾——特別是在中國和德國——正面對一種截然相反的宣傳：為了全球經濟，增加消費。我本人的看法是，應該由個人和家庭自己決定該儲蓄多少錢。官方努力不應超越學校教授的個人金融課程的范疇。
　　有些專家之所以存在不同意見，原因可以歸結為幾個字：“國際失衡”。這僅僅是指經常項目的收支盈余和赤字。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在2006-08年間，全球失衡總規模從上世紀末可以忽略不計的數額，擴大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到2009年，總失衡水平銳減至1.5%左右。這主要是經濟衰退所致。在全球范圍內，人們打算用于儲蓄的資金，多于打算用于投資的資金，這符合產出和收入下降的趨勢，這一趨勢降低了盈余國家儲蓄、赤字國家投資的意愿。IMF擔心，經濟復蘇可能導致失衡重新擴大，從而危及復蘇。
　　關于失衡，主要存在兩種觀點。道學的觀點認為，必須采取恰當政策減少“過度的”盈余和赤字，最好是通過國際協同行動。另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失衡，是國際間借貸行為的自然產物。德國的盈余或者美國的赤字，并不比英國約克夏和蘇塞克斯兩郡之間的收支失衡更不正常——大衛 休謨(David Hume)兩個半世紀前就指出了這一點。應對衰退與繁榮，應當采取貨幣及財政政策，以刺激或抑制需求，而不能扮演救世主，試圖左右國家間的收支模式。
　　然而，應對失衡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經濟理由。中國政府不會發起“反儲蓄運動”，以取悅IMF。但是，中國持有的大量短期美元證券儲備，正變得越來越燙手。這些證券收益率極低，價值不穩定，而中國對它們的持有量還在不斷上升。合理的做法是進行多元化調整，把一些儲備投資于收益較為可靠的有形資產。但是，美國和歐洲不會甘心讓中國持有關鍵戰略資產。另一種做法是，亞洲盈余國家可以把儲蓄投向其它新興國家——它們已經開始這么做了。但這是個緩慢的過程。
　　2009年4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應采用一種“超主權儲備貨幣”。IMF的特別提款權(SDR)就是這種貨幣的雛形。現存的SDR總價值為300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儲備的3%-4%。目前它們只是一種“準貨幣”。關于SDR的地位，我所見過的最佳解釋，出自高盛(Goldman Sachs)第196期《全球經濟報告》。其要點在于，只有當某個成員國向IMF借款時，才會存在SDR。2009年，20國集團(G20)輕易就同意“把IMF的資金規模擴大到現有的三倍”，原因正在于此。這項行動在落到實處前是不費分文的。
　　可是，為何不逐步賦予SDR更多的真實貨幣的特征，增發SDR分配給新興國家？最早提出這一想法的是已故的麥克斯韋 斯坦普(Maxwell Stamp)，他的計劃早已被人們遺忘。重提這一計劃的用意，不是要永久地增加新興國家的儲備，而是為這些國家提供擴大投資的必要資金。如此一來，中國等盈余國家所接收的款項，就可采用這種不會貶值的貨幣，而且沒有違約之虞；而SDR使用者將更沒有理由擔心中國政治影響力過大。此外，我們也不必費盡口舌說服西方政治家和金融機構相信，在全球儲蓄可能過剩的形勢下，預算赤字是允許存在、也是可取的。抵消盈余，可通過推動發展支出來實現。這種支出將受到雙重稱贊——它們既是“投資”，也是一種治理全球貧困的手段。這一切將以一種深奧的凱恩斯理論明顯難以獨力對抗的方式，吸引正統游說者。
　　我似乎已經聽到，德國領導人在指責此項計劃會帶來通脹。要切實打消他們的異議，需要賦予IMF一項權力：如果該機構認定，主要危險在于全球需求過剩、而非需求不足，它就可以禁止發行、甚至提取SDR。假如我們沿著這一路線前進，IMF將具備“世界央行”的某些特征。但是，比起成天嘮叨“失衡”，這種做法起碼更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