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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6-02 作者:大衛 來源:FT中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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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與金融市場的“生命”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全球危機催生了眾多立法與監管方面的提議，其中許多都需要國際協定與合作，這并不奇怪。
人們希望看到政治家大膽決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與此同時，在完善金融體系方面，提高董事會的業績與判斷力，仍是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任何監管法令都無法替代。
一些新規定可能導致始料未及的后果——使得銀行不愿放貸、股東不愿投資于銀行、券商和經紀商不愿為資本市場提供流動性。
從理論上講，通過將風險從關鍵金融機構清除出去、并向著“有益于社會”傾斜的監管，金融體系會變得安全。但這種監管將扼殺創新與創造力。金融機構應開發產品與服務，以滿足客戶與對手方表現出的需求，與此同時，監管者適當介入，確保機構具備充足的資本金和恰當的風險管理程序，從而抑制更廣泛的系統風險。判斷哪家機構有益于社會、哪家有害于社會，并非監管者的職責所在。
當納稅人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這種情況要嚴重得多）因產出下降和失業遭受損害之后，人們渴望采取糾偏的公共政策行動，這當然完全合情合理。但在開出藥方之前，關鍵是要做出正確的診斷。
這意味著要從國際層面上考慮問題。政策提議要想實現自己言明的目標，同時不引起跨境套利或規避行為，就必須配合重大的協調與合作。多數20國集團(G20)成員國對此予以理解，這將受到歡迎。
從這個角度講，就像托尼
杰克遜(Tony Jackson)
5月10日在本報撰文所說的那樣，一個可能的政策提議——消除或弱化債務利息與股息在稅收處理上的差異，至少在金融機構——被擱置，令人感到驚訝。危機后的政策討論，大多集中在監管結構、提高資本金及流動性方面的要求、限制業務范圍以及增加新稅種上。而政策上持續存在的向鼓勵銀行、私人股本集團和對沖基金使用杠桿的傾斜——因為債務利息可以扣除，而股息則不行——則被人們普遍忽視。
原因不難找到。下調債務利息稅務可扣除額(TDI)缺乏民粹主義魅力、會招致復雜的問題、只能逐步推行，并且，即使是在一個不太與國際同步的大型經濟體中，也會面臨巨大的阻礙。不過，在政策制定者承諾降低杠桿比率、擴大金融機構股本基礎之時，維持TDI似乎有悖于常理。
以下是5種可能的步驟，要在實施全面國際評估的背景下加以考慮：
首先，關注重點應該是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危機爆發前，非金融企業的負債率問題不那么嚴重。
其次，在英國，削減乃至最終取消TDI，應適用于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所授權的機構；而在其它國家，則適用于相應當局授權的機構。
第三，TDI的變更，將適用于來自銀行、其它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的融資，但不適用于來自得到擔保的零售存款的融資。
第四，根據TDI變動的確切性質與幅度，額外收取的稅收或許可以允許下調稅率，或支付某種股票附加稅的減免。
最后，要想達到這種政策的目標，需要廣泛的國際協定——始自G20的討論，然后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一個相當的權威機構展開全面的評估。
對這些“處方”需要深思熟慮。那些得益于現有安排的人，會進行游說，反對減少自己所獲得的財政補貼。但我們切不可忽視這個機會（和必要性）——重新審視稅收體系中這種根深蒂固、且影響力巨大的非對稱性安排。這種安排影響了行為，并導致了這樣的后果——資產負債表結構明顯背離公共政策應設法推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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