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近日批轉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破除制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障礙，切實推動科學發展。這是在當前“調結構”進入關鍵時期，國務院做出的一次鮮明表態。不能因為短期內經濟增長隱約出現困難，就焦慮萬分，再次撿起“經濟增長主義”的思維，回到一切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老路上去。

　 “經濟增長主義”是唯增長論

　　隨著房地產各項調控政策措施的陸續出臺，股市出現了大幅波動，加之歐洲債務危機向深度蔓延，我國外需受到一定影響，對經濟二次探底或“硬著陸”的擔憂取代了“經濟過熱論”。“調結構”進入相對困難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不少現實問題。但是越困難，我們越是要堅定決心和信心，把“調結構”向縱深推進。在當下各方力量相持不下的時刻，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經濟增長主義”思維泛濫，防止“調結構”的努力前功盡棄。
　　所謂“經濟增長主義”，是指這樣一種理念，一切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戰略和政策都納入為經濟增長服務的軌道，即經濟增長至上主義。“經濟增長主義”思維并不是我國特有的產物，通過對戰后日本經濟研究發現，它作為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貫穿于日本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通過經濟領域各個部門和非經濟領域各條戰線的政策實踐，實現了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影響。
　　日本“經濟增長主義”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其實質是壟斷資本的高額利潤第一主義，而這些在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是不存在的。這是我國“經濟增長主義”與其本質區別。但是，二者在外延上又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主要體現在對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主張上，譬如：經濟發展GDP掛帥，而忽視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科技戰略強調“學習引進”，而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外貿戰略注重出口導向，而內需培育不足等。

　　制約經濟社會科學發展

　　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經濟增長主義”的不良影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式道路，權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先后經歷了供給主導型、中間擴散型和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在這種制度變遷中，中央政府分權讓利，地方政府享有越來越獨立的利益。為了追求GDP快速增長和財政收入最大化，它具有很強的投資沖動，依賴“資源換增長”，主導了一輪輪經濟建設熱潮，直接導致了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就是一切”的思維在實踐中固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嚴重制約。一方面，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突出。需求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產業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重工業擴張，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城鄉結構失衡，二元經濟體制沒有根本改變，農民增收困難，農村市場消費不旺。另一方面，社會民生長期壓抑。各級政府過分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公共服務投入，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短腿”，收入分配缺乏公平，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相分離，經濟增長綁架民生，民生問題空前嚴峻。
　　“經濟增長主義”的最大危害體現在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阻礙上。從“九五”計劃開始，我國就一直致力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然而在傳統經濟發展思維的慣性下，時至今日，轉變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盡管經濟在傳統發展方式下實現了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徹底摧毀了我們的僥幸，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已經沒有后續空間，我們再也不能沿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中央把大力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今年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

　　科學發展觀才是正道

　　經濟學家早就質疑和批評過“經濟增長主義”的弊端。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在他的《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一書中指出，經濟學應當關心人、關心社會公共目標。加爾布雷斯說，在一般官員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經濟增長”成了不可動搖的目標和信念，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本身的關心。
　　科學發展觀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經濟增長主義”的完美批判。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把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放在了首要位置。同時，重視加強和諧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經濟建設上，主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這些都直指“經濟增長主義”的“死穴”。
　　進入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環境依然復雜，國內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背景下，不管存在多少不確定性因素，我們都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心不可動搖，經濟結構調整的實踐絕不可半途而廢。不能因為短期內經濟增長隱約出現困難，就焦慮萬分，再次撿起“經濟增長主義”的思維，回到一切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老路上去。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