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復蘇之路從來就是崎嶇波折的，就在美國經濟剛剛顯露了較為明確的復蘇跡象，歐洲又引爆了“南歐四國”（PIGS）的債務危機。使得本來就障礙重重的全球經濟復蘇之路又平添了幾分變數。正如人不會兩次穿過同一條河流，各國政府也從上次的金融危機中吸取了經驗教訓，歐盟破天荒地與IMF聯手推出了總值7500億歐元的一攬子救市計劃。盡管該刺激政策的綜合效果很快招致市場的一片質疑之聲，但不難看出面對危機，歐元區政策決策者的決絕。
　　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隨之也被推到了一個歷史的風口浪尖之上。2008年的危機之中，中央決策層能根據國際市場的最新變化，果斷把緊縮的政策改弦更張，用四萬億的刺激方案，使得2009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避免了硬著陸的風險。現在，我國經濟再次面臨一個新的選擇時點。政策制定執行的首要前提就是在于如何準確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態。當下的問題是，政府已經預期到了去年投放的巨量流動性有潛在的通脹危險，所以要未雨綢繆，預先捅破泡沫最嚴重的地產泡泡。但是暴風驟雨而下的房產新政，卻讓市場擔心經濟會因為嚴厲的地產調控被動地“硬著陸”，具體方式就是房價堅挺，股市卻飛流直下，資產市場能敏銳地感知投資者情緒的波動，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投資者對后續宏觀經濟狀況的擔憂。
　　“保增長，調結構”，是中央決策層反復提及的今年經濟大方針。保增長，是調結構的大前提，增長不再，則社會問題的集中暴發，會消弭一切經濟變革的努力。增長不能降，也就成了政策的底線。然而，一味地強調增長，而忽視產業結構調整，則無異于飲鴆止渴，只不過是延緩危機的到來，卻無法使得我國發現經濟發展的根本之路，順利通過劉易斯拐點，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目標。可以觀察到的是，政府在最近的一系列調控政策的醞釀上，有著前所未有的決心。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會在保增長與調結構這兩個維度之間艱難地走鋼絲。當然，最佳的政策效果，是能有驚無險實現經濟“軟著陸”，順利完成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但是，我們也要對潛在的風險有充分的認識。一旦政策平衡被打破，要么是經濟徹底“硬著陸”，陷入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的困境；要么是政策為了解決避免硬著陸而左右飄忽，使得前期調結構的努力付之東流。
　　在復雜的經濟形勢面前，政策能取得預定效果的關鍵，在于制定方針之時就能在戰略方向上兼顧長短期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政策方針制定之后，于執行環節如何完善落實。在戰略制定上，政策制定者對我國面臨的問題是有清晰認識的，但如何兼顧短期和長期的利益，確是有待商榷。當前我們面臨的不是孤立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僅牽扯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轉型，更牽扯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有激化可能等種種社會民生問題。我認為，要透過經濟的現象，看到背后深刻的社會原因。不能簡單地用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來歸納當下的主要矛盾。要看到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是更為迫切的民生問題和經濟結構問題。
　　在歐美，常有代表集團利益的院外游說集團，在立法機關費盡心機為自己的集團謀利益，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施加自身的影響。這本是他們政治游戲規則的一部分，無可厚非。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也已逐漸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已是客觀現實。這些小團體的行為隱秘，其所作所為不為大眾所知，但或多或少的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實施和具體運作的過程中施加著種種影響。以當前的房地產新政為例，當前的政策主要著力點在遏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上。但僅僅靠壓縮需求，是無法真正平抑資產價格的。房地產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土地財政，在于中央和地方利益與政策的博弈。不能正確地化解這個核心問題，只會讓它在將來暴發得更加猛烈。而要化解這個核心問題，我們需要的是類似于之前國家地方稅收分開那樣的制度創新，進而從體制上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的平衡，從根本意義上解決土地供給不足的問題。
　　另外，一直困擾著我國的利率、匯率問題，也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我以為，這里，如果依然還是漸進式改革的思路，恐怕只會造就更多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就可能在將來的改革道路上增添了更多的阻力。因此，我們期待看到政府更為果敢的動作。只要政策的制定者能用實際行動向所有的利益體表達解決的決心，被總理期許為比黃金更寶貴的信心，自然也會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牢牢地生根發芽。那樣，國人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明天，才會有更大的期許和夢想。

（作者系英國約克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任教上海大學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