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的震撼力在于其密集性，媒體跟著點數，而數目居然不停延續下去，變成一個恐怖游戲。很多事情，在不得其解或需要深入剖析的時候，“比較”是一種科學方法，盡管在這里將法國的員工自殺案和富士康對比令人心情沉重，但為什么壞事的感染力或雷同性總是那么高呢？
　　法國每年有300到400名支薪員工自殺身亡。近年在歐盟反對政府采用保護措施造成國際市場競爭不公之下，法國農民收入下降15%，承受不住種子、肥料等供應商催債和銀行壓力，2010年頭三個月，已有9名農民自殺。另一個焦點話題是，法國電信局(France Télécom，有102000名員工），從2007年迄今，自殺人員已達35人，使它成為工作焦慮癥的象征。特別的是，死者均為主管。這一點和談論富士康員工時，將之與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初期的生產線勞工相比，又是一個悖論了。如果說富士康超前中國其他大型企業而先碰上承受壓力的問題，那么法國電信的例子會是富士康的未來嗎？
　　當然，兩者基本結構不同，生產內容各異，但就產業和經營的整體發展來看，也許不全是階段和過度的問題，基本上，還是人際關系疏離，個人價值得不到承認，工作沒有成就感，使人走上了絕路。
　　法國電信局自殺的主管們在事業高峰期碰到瓶頸，富士康年輕的冤魂則在就業的第一步踩空了階梯。法國電信人員是終身制，不能被隨便解雇，同時也養成了他們的依賴性，在外面自由市場上競爭力弱小，自動辭職另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其自殺者多數純屬個人適應問題。至于富士康的自殺員工，幾乎每人都肩負著家庭的重擔——不是他們自己的小家庭，而是父母的大家庭。有一人在母親和弟弟前來探望的前夕跳樓，不能說沒有一點含意。任意加班加點，處處省錢，不惜犧牲所有休閑和娛樂，對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理想的破滅，不愿辭職辜負家人期望的心結，成了他未能跨過去的難關。工作是為了生活得更好，而非生活的全部。若將工作當成生活的全部，當人變成了一個機器零件，勞動內容空洞，價值不明，生活（生命）的意義也跟著消失了。
　　管理電話和通訊的法國電信過去一枝獨秀，網絡的興起和開放、民營化，使得每天只管報到和上下班的公職人員遇到新的挑戰，有的無法解套，在上層強烈要求下，拿不出業績來，抑郁終日，最后撒手人寰；他們多數都是在家中上吊自盡。
　　法國電信員工的自殺頻率受到注意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中間也有過將之和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起初并不突出），以及是否為公司責任的爭論。法國電信問題拖了許久，最近才提出先期調查報告，巴黎地檢處4月8日下令展開司法調查，進入法律程序，也是由于分辨個人因素和公司責任不易，而且這個現象還很新，在臨床研究上是個新案例。在過去，因為工作上的煩惱而自殺的，僅限于債臺高筑的自耕農和支薪農民，他們的生活環境就是工作場所。在這個類型之外的自殺案例發生在私人空間內，很難厘定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法國支薪人員自殺現象開始于八年前，根據“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這些年的研究，主要激發因素是“共同生活品質降低”，每個人都孤獨地面對裁判。公司里的欺壓、騷擾和不公正一向都有，但是過去工會非常活躍，員工投訴有方，心理上得到不少慰藉。但今天，大家都怕失業，員工之間的團結友愛減少了，公司又用各種提高競爭力的管理策略來代替過去的人情味，彼此的互信關系被破壞，間接影響到員工的私人生活。這種情況在各級主管身上特別明顯，他們全部的生活都被緊繃在一條“設法升職”或“不要失業”的線上，因為不進則退，最后便退出門外。
　　如何斷定這類自殺事件中公司的責任？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心理學家、“工作與行動心理實驗室”主任克里斯朵夫·德儒（ Christophe Dejours）說，有的死者會留下遺書，有的在同事面前自殺。遺書指責公司，充滿憤怒、屈辱和失敗感。多數表示無法再應付與上司和同僚之間的沖突，喪失了對自己的信心。他們將這種憤懣不平積壓的暴力轉向自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多數具有高度工作熱情，專業能力高，而且社會親和力強。他們對公司投注大量心力，最后無法忍受被冤屈貶值。
　　既然有遺書，公司和其他員工的責任就很清楚了，是否追究呢？事實上，法國的勞工醫生碰到了一種“集體沉默”——有人自殺，公司上下都有罪惡感，而寧可三緘其口。這種避而不談會有破壞生者關系的危險，公司不反應，表示死者沒有任何價值，即使他的死也引不起注意，不免使人心灰意冷。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案往往一件接著一件。
　　因此，打破自殺后的沉默，查明動機，不要讓自殺案給平常化了，才是防止之道。死者的遺書、周圍人的見證，都是先兆：工作環境確實發生了問題，管理方式必須改變。這點完全適用于富士康，它得研究一套增進人際關系、制止超時加班等情況的方法來，建立真正的整體企業倫理。來自臺灣的富士康應該很清楚企業倫理的重要性。

（作者系旅法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