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規定了“同工同酬”、“工資集體協商”等內容，擬定中的《工資條例》一直廣受關注，但也波折四起。剛剛有消息說該條例年內即可出臺，馬上就有媒體報道，“由于阻礙重重，《工資條例》即使進展再快，也難以在年內出臺”。
　　“阻礙重重”來自何方？其中之一是國有壟斷企業。新聞中說：一位參與《工資條例》制定的人士近日向記者透露，該條例遭遇了來自壟斷行業央企的極力反對。許多網站據此提煉新聞，標題徑直改為《<工資條例>遭國有壟斷企業反對，年內難出臺》，國有壟斷企業遂引來了網民罵聲一片。《工資條例》出臺的阻力很多，單單把矛頭指向壟斷國企，有將復雜的事情簡單化之嫌，但網民的憤怒也并非無的放矢，因為壟斷國企對《工資條例》不感冒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為了《工資條例》，網民的情緒如此激昂，初看上去似乎不好理解。且不說坦言《工資條例》的相關配套措施不成熟的專家并不看好這個《條例》，就是只憑經驗判斷也能明白，《工資條例》即使成為文本，也很難改變勞動者在資本面前的極度弱勢處境，不易扭轉勞動報酬過低的困局。過去連新《勞動合同法》都會被抵制和杯葛，何況今日的一紙《條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情緒性反應又在情理之中。當前任何一個事件，只要與收入分配改革有關，就能吸引公眾眼球，盡管憑借樸素的智慧，底層民眾也明白，《工資條例》未必會很大地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但在他們眼里，這個條例本身或許并不重要，而其出臺與否卻是一個風向標，代表我們這個社會是否真在關心收入差距日益擴大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真在關心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仿佛不值得一問。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專家還是草根，無論窮人還是富人，無論公共平臺還是私人空間，收入分配改革都是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但表面的喧囂之后，卻隱藏著另一種真實。新華社主辦的《暸望》新聞周刊最近刊文指出，“一些基層干部認為，中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還是處在可承受的范圍，不應該有什么大驚小怪。甚至有干部認為，現在收入問題只是在企業內部與資方有些矛盾，很難形成大規模事件。”
　　基層干部認為國人心理承受能力強，和壟斷國企反對讓利，本質都是一樣的，即內心里并不把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當作多大個事兒。不得不說，這是當下既得利益者一種普遍的心理。雖然他們時不時也會驚呼“仇富”，也會在接連的詭異事件面前感嘆“怎么得了”，可一旦需要他們做出調整，表現節制，乃至讓渡部分權利時，他們又會漠然置之：沒什么大不了，出不了大亂子。
　　國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以致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不是就出不了大亂子？中央高層對此有清醒認識，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就曾這樣說過，“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社會的穩定”、“政權的鞏固”，在我們的既得利益者心目中，這難道還不是大事嗎？究竟需要怎樣的霹靂才能驚醒他們呢？
　　國民收入差距擴大，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前進中都會遇到的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它，或者明明看到了也裝作沒有看到，看到了也不以為意。漠視收入差距擴大勢必積聚巨大的社會風險，它的直接后果是，任何旨在縮小國民收入差距的行動都將被“潛消”，使喧囂終歸沉寂，從而讓翹首期盼“收入新政”的人們失去耐心。
    哪怕象征性內容居多，《工資條例》也不應繼續難產下去，它至少表明了我們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這個問題的態度。如果《工資條例》在表面的“多元博弈”中繼續難產，那無疑是在宣示，當下的“多元”格局中某一元過于強勢，這種用多元來掩蓋的一元比過去的一元格局更為可慮，因為“偽多元”往往以假充真，無形中加大了社會改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