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經濟改革這條腿往前滑，政治改革這條腿抬不起來，就形成劈叉，站不穩了。” 　　人物簡介 　　石小敏，生于1950年8月。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級經濟師。 　　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1983-1991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歷任副處長，處長。1991至今，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工作，歷任調研室主任、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秘書長、副會長。 　　主要研究領域：宏觀經濟運行與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現代化探索歷史進程中的復雜性、曲折性與規律性有切身的體會與認識。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68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石小敏發表題為“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的主題演講。在談到中國的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時，石小敏強調，中國突出的結構問題是貧富分化問題，而解決這一矛盾還是要依靠改革。

　　中國突出的結構問題是貧富二元

　　石小敏說，現在全球都在調結構。比如美國，它的消費率在下降，儲蓄率在上升，它在加大對新能源、新技術的研究。但是國內學者更關心的，是中國怎么調結構。這不是一個新話題了。在“十二五”制訂之前，爭論比較多的就是保增長和調結構孰前孰后、孰輕孰重的問題。后來還是選擇把穩增長和調結構更好地結合起來。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們認為調結構比保增長更重要。
　　中國現在的結構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態呢？現在一般認為，中國的結構問題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大家現在談消費一般用居民消費率占比這個數據說明問題。中國居民消費率占GDP比重是35%左右，近幾年來大體都在這個水平上，有時高一點，有時低一點，比發達國家平均低20個百分點以上。消費率這么低，大家對形成的原因達成了共識：就是收入分配嚴重不公正。中國是一個二元社會，在中國的結構中間，存在諸多的所謂二元問題，如經常講的城鄉二元結構，內向經濟、外向經濟的內外二元結構，壟斷和競爭二元結構，政治和經濟二元結構。但是現在從現象上，最為凸現的是貧富二元結構。
　　中國的社會結構從收入等級這個角度來看，像個什么呢？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強教授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根據2005年人口普查材料得出結論，中國的社會結構如果按照收入來判斷，就像一個倒釘子形。它既不是棗核型，也不是橄欖形，也不是改革開放前的金字塔型。80%到90%的人是在釘子的橫杠上，10%左右的人在釘子的豎杠上。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博士2006年做了一個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用非常特殊的辦法做了一個調查，發現中國的收入統計嚴重不實，富人階層大概隱瞞了3/4的收入沒報出來。王小魯用的是2005年的數據，當時隱瞞的3/4的收入是4萬多億元，當年全國的GDP大概是18萬億元左右。他根據調查的樣本做了一個測算，把城市居民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貧窮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統計局公布的是9.1倍，王小魯調查的是31倍。如果把農村再加上，大分類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貧窮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統計局公布的是21倍，王小魯調查出來的是55倍。把這兩組數字放到網上聽聽意見，幾乎所有的人都說后邊的這組數據更符合真實情況。而且在支持王小魯的投票中，90%以上認為這個數字還不夠高，實際情況比這個數字還要高。
　　2009年大家最關心的是房地產，“兩會”期間大家議論最多的也是房子。中國房子的供給結構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構呢？2009年是像一個正釘子型的結構。建設部部長說我們2009年一共蓋了20億平方米的房子，但是公布的房地產數字顯示，城市的商品房去年蓋了10億平方米，其中公共住宅8億多平方米。總理說有200萬套的經濟適用房，一套如果按50平方米算就是1億平方米。還要考慮到，這200萬套經濟適用房里，有一些要給特定人群，如一部分要給公務員，一部分要用于老工業區的棚戶區改造。真正給城里一般的老百姓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有多少呢？大概就剩1000萬平方米。1000萬跟10億比是1%，也就是說城里供給的房子1%是給窮人的。一般國家是多少呢？保障性住房大都占當年全部商品房面積的50%以上，越是貧富差距大的國家，這個比例越會相對高一點。
　　中國的現狀是，收入分配是倒釘子型，住房供給是釘子型，一正一反反映出很大的一個矛盾。這是中國結構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城市化問題，服務業比重問題，就業機會問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財稅結構問題，都是中國面臨的結構問題。但是現在最使人們憂慮的是貧富結構，是在重要的物品的供給上，這種正釘子和倒釘子的尖銳沖突，是中國未來十年必須面對的。

　　調整結構需要大項目的支撐

　　原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最近在幾個場合，包括公開的和內部的，都在建議能不能把中國的居民消費率用三年的時間提高10個百分點，從現在的35%提高到45%。鄭新立說，現在國內有很多很富有的人老了，已經是白發老人，錢花不出去，老出國花錢去，買奢侈品，因為國外的便宜、免稅，而且很多旅游、養老、醫療的措施國內也沒有。能不能搞一批相關的東西出來，讓他們把錢花在國內。石小敏認為，這當然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還是要提高中低收入層的收入。怎么提高他們的收入，這是個很難的問題。
　　石小敏表示，別說三年，十年提高10個百分點也行。一年提一個百分點，把消費率提上去。中國現在35%的消費率差不多也是十多年來逐漸降下來的，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消費率也超過了40%。
　　“可是措施在哪兒呢？”石小敏問。他說，中國這幾年有一個大措施起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前幾年實行的對農民的免稅政策，還給農民種糧各種各樣的補貼，包括種子、機械、化肥等，種糧補貼直補到農民頭上。2003年開始實行這項政策，2008年基本到位了。按2008年的情況，當年給農民總的好處是2000億元。2000億元是什么概念？假如農民把這2000億都消費了，等于窮人、中低收入階層提高了2000億元的消費能力。現在中國全年的GDP是33萬億元，2000億元的消費相當于提高了居民消費率0.6個百分點。如果中國今年想把居民消費力提高一個百分點的話，這樣力度的措施要有兩個。也就是說，在正常的增長情況下，對農民免稅的政策要有兩個才能讓居民消費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十年要提高10個百分點，也就是要有20個類似的項目。
　　據他介紹，上個世紀90年代政府就開始議論農民增收的問題，議論了10年，然后又在安徽實驗了5年，才下決心免農業稅。再用了5年的時間推廣，到2008年才成就了這么一個政策。這個政策確實給老百姓帶來了希望，使中國的農村變得比以前穩定。但是它前前后后從準備到完成用了20年的時間。像這樣量級的政策現在還有幾個？
　　去年1月份建設部提出，用三年的時間花9000億元，每年3000億元搞保障性住房。每年3000億元可不少，1500元一平方米就是2億平方米，2億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體系足夠大。但是后來不喊了，因為找不到資金來源。建設部到去年四季度喊的是要保證700萬平方米廉租房的建設，但是到地方上督察發現，在各地政府的保障性住房體系中，廉租房的完成率最差，只有23%。這個計劃后來就沒了生命力。
　　還有一個是醫療改革。國家說3年拿出8000多億元，平均每年2800億元，用以改善醫療，建基層醫院，補醫療費用，補給醫保。但是醫改到現在總的方案還沒完全出齊。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中非常大的一塊。前不久衛生部組織各地的衛生局長討論公立醫院改革的問題，聽說有的地方衛生局長說，現在真難，以前搞改革像奧運會，槍一響朝一個方向跑，跑到第一名拿金獎。現在是槍一響，往這個方向的也有，往那個方向的也有，蹲著不動的也有，沒有一個方向。公立醫院改革缺乏方向，所以到現在為止，醫療改革喊了一兩年了，但是第一個方案拿出來的時候，央視的著名節目主持人白巖松說看不懂，為此還寫了檢查。不光他看不懂，其實大多數人都看不懂，所以后來又修改，到現在政策還沒有完全出齊。
　　如果中國計劃用十年的時間，將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那還要考慮十年的時間，GDP很可能從33萬億元翻到了66萬億元，消費率提高到45%，規模就要有30萬億元。現在只有33萬億元的35%，也就是11萬億元，這中間差著19萬億元的缺口。如果考慮到這樣一個動態的十年過程，像這樣農民減稅和補貼的政策，恐怕累計起來得20個、30個都不夠，我們的政策儲備在哪兒？

　　調結構的核心動力是改革

　　石小敏認為，結構調整真正的核心動力是改革。結構調整難，歸根到底，是因為現在改革存在困難。他說，中國這30年從一個世界體系之外的窮國，發展到現在經濟總量接近世界第二，確實讓世人矚目，它依賴的核心是改革開放。但是現在，改革已經改不動了。
　　石小敏說，我想用一個動作來表示對改革開放的看法。中國改革開始的時候是兩條腿走路，第一步是農村聯產承包，邁出去了。第二步取消人民公社體制，也就是恢復歷史傳統的鄉村管理，也邁出去了。城里改革也是一樣，主要是國有企業改革。第一步是恢復經濟激勵，獎金、利潤留成。第二步就開始試行廠長負責制，進行國企內部的政治改革。但是到了1985年，當中國整個經濟改革在城市開始全面鋪開的時候，價格改革、開放、特區、中心城市、工資、勞動制度都開始推進的時候，經濟改革這條腿開始迅速地往外邁，政治這條腿卻抬不起來了。
　　當時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總書記領導的政治改革領導小組，按照鄧小平的部署，研究政治改革怎么適應經濟改革的變化。因為當時雖然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生活改善也很明顯，但是也出現了很多意見，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當時研究政治改革，研討了很多問題，有了成果以后，有一部分內容寫在了十六大報告里，不幸的是隨后遇到了一場風波，政治改革這條腿始終沒有抬起來。經濟改革這條腿往前滑，政治改革這條腿抬不起來，就形成劈叉，站不穩了。所以那場風波以后，中國就把經濟改革這條腿往后抽。鄧小平南巡后又把經濟改革這條腿伸了出去。
　　這時改革的動力也發生了變化，開放開始帶動改革，于是前腿拖著后腿走。比如把很多國有企業實行了破產清算，比如建立了社保制度。雖然走得很累，但還是移動了很遠的距離。一直到2001年WTO簽訂，后腿也就掛在了開放的車上，被人家拖著走。正好還有一段高速全球化的發展時期，又走了一段距離。這兩年遇上了國際金融危機，全球化受挫停下來了，于是我們這條腿也放下來了，臥在了這兒。
　　石小敏說，現在最大的擔憂是改革沒勁了。現在正好是全球都需要選擇新的方向和戰略的時候，也是考驗新的勇氣和決斷的時候，不進則退。現在中國已經不像30年前那樣，開放只是引進資金、技術、管理了。WTO后，開放上了一個新臺階，開始成套的引進規則。如WTO是一套規則，環保是一套規則，安全是一套規則，人權是一套規則，都引了進來。這些規則背后的理念實際上是相同的，公平、公正、透明等等，相當于引進了全球的普適價值體系。這是很大的進步。80后、90后，甚至更年輕的一代，潛移默化地接收了這種價值體系，政府如果再像以前一樣不加快改革，就可能會受到輿論越來越大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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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石小敏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第168期新浪·長安講壇上提出，2008年爆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是二戰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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