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市中心的大廣場旁，有一家并不算起眼但卻歷史悠久的“天鵝咖啡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這里構思了《共產黨宣言》的雛形。由此，開啟了一個時代的大門。
　　如今，這家咖啡館也受到了馬克思眼中“必然性的”經濟危機的波及。咖啡館侍者向記者介紹說，以前在這里用餐需要提前訂位。而現在，記者看到，顧客寥寥無幾。
　　剛剛過去的半個月，布魯塞爾成為全球金融界的焦點之一。“震中”位于希臘的歐洲多國主權債務危機，在歐盟這個“牽線人”那里得到了緩解——至少是暫時的喘息。現在，可以暫時回過頭反思歐洲經濟的深層次問題了。

　　高福利危機

　　危機至少暴露了歐洲經濟的兩個核心矛盾：統一的貨幣與分散的財政之間的矛盾；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與乏力的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
　　歐洲人經常自稱其經濟模式為“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戰后，經歷了戰爭與動蕩的西歐社會，選擇了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企業按市場方式運行，政府則以二次分配手段支持社會福利。如此，歐洲用市場維持一個有活力的經濟，同時用高福利避免了社會動蕩與革命。冷戰結束后，“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逐步擴展到整個歐洲。即使在危機境況下，受訪的歐洲人提到“社會市場經濟”一詞時，語氣里還是多少透著自豪。
　　不過，現在“社會市場經濟”顯然遇到了經濟停滯與財政債務困境的雙重打擊。
　　歐盟統計局剛剛發布的數據顯示，歐盟和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今年第一季度經濟開始恢復增長。不過，增長速度顯得疲軟，季度環比增長幅度僅為0.2%，而美國的同期經濟增長為0.8%。而且，正如不少受訪者說到的那樣，歐盟內部的增長很不平衡。立陶宛、愛沙尼亞、希臘、羅馬尼亞等今年第一季度都是負增長。
　　“市場”在萎縮，“社會”卻在擴大。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年歐元區整體財政赤字對經濟占比達到6.3％，公共債務占比達到78.7％，分別超過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和60%上限。一些國家情況尤其嚴重。以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為代表的南歐國家赤字和債務占GDP比重都高于歐盟平均水平。
　　事實上，歐洲正在面對的是這種模式可否持續的抉擇。“如何保衛‘社會市場經濟’”，也就成了此間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歐洲年會的一個核心問題。

　　“斷臂”難擎天

　　赤字與債務問題與財政—貨幣矛盾有一定的相互聯系。隨著歐元區的建立，歐洲目前已有16個國家采用了統一貨幣，換匯成本為零。丹麥等非歐元區國家也已實施了多年的盯住歐元的固定匯率制，因此匯率波動也可以視為零。
　　匯率穩定、工資剛性，加上經濟增長本身乏力，使得歐盟各國特別是傳統歐盟國家的物價水平近年來波動很小。而由于歐元區（以及采取固定匯率制的非歐元區國家）內部的融資不必考慮匯價和物價的波動，多年來各歐盟成員國都多少通過發債滿足不斷增長的公共開支。歐盟監管不力、令出多門等原因，更推動各國走上“赤字財政”的道路。
　　在危機情況下，統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矛盾更是加劇了一些國家的危機。歐盟智庫“里斯本理事會”（Lisbon Council）主任安·梅特勒（Ann Mettler）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理論上，希臘等承受債務壓力的國家可以通過本幣貶值、下調利率甚至增加貨幣供給等貨幣工具，推動出口、增加財政收入、刺激經濟增長，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賴掉”債務，從而緩解債務壓力——現實中，包括德國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也確實存在著這樣的沖動；但是，在貨幣主權已經讓渡給歐洲央行的情況下，這些“斷臂”的國家只能用財政政策這一只手進行調控——這加劇了財政赤字問題。

　　高福利難以持續

　　然而，更多的問題來自社會福利體系自身。
　　以希臘公務員為例，其待遇之好外人難以想象：會使用電腦，或懂一門外語，或準時上班（雖然這一點很多歐洲人難以做到），都可以獲得每月1300歐元獎勵。每年發14個月工資。50歲可以退休，領取退休金。甚至，去世后福利也可以照常——其退休金可以由未婚或離異的女兒繼承……
　　人口老齡化是歐洲國家福利開支普遍較高的深層次原因。“此次債務危機的本質是養老金開支過大，而這是歐洲老齡化結構導致的。”梅特勒說。
　　再次以希臘為例：希臘的人口出生率最近40年來一直在下降，1970年為17％。，2009年跌至9.45％。；而人均壽命則不斷上升，1970年72歲，2009年為79.66歲。一上一下，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希臘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高達19.2%，也就是說，每五個希臘人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
　　梅特勒說，希臘的養老金在福利支出中所占比重遠高于其他歐盟國家，超過40%，達到43%左右，這成了福利開支過大的主要原因。
　　不過，梅特勒表示，養老金帶來的高福利開支不是希臘一國的問題。她預言，隨著歐洲不斷老齡化，債務也會不斷增加。“未來，也許一些歐洲國家的債務占GDP比重會高達200%。”

　　改革勢在必行

　　比利時經濟與改革大臣范·奎肯本（Van Quickenborne）對記者說，歐洲現行的高福利體系不可持續，必須對此實施改革。“即使目的是為了維持高福利體系，也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他說，不僅是由于當下的危機，而且歐洲各國在最近10年的經濟繁榮期也沒有充分做好財政準備：過去幾年中人均GDP增長（剔除通貨膨脹）大約是0.5%，而政府支出增長遠高于此。公共開支與實體經濟的結構不平衡。
　　梅特勒認為，維護貨幣主權的考慮也迫使歐洲各國不得不改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希望盡量不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這些援助條件，盡量給各成員國自我糾正的時間。梅特勒認為，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真正希望IMF介入此事，因此將在歐洲內部形成推動改革的勢頭。
　　改革的首要目標是削減政府開支。希臘已經宣布了一系列關于削減養老金、提高退休年齡的改革計劃。在丹麥，政客們正在討論提高退休年齡，并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的增長掛鉤。此外，當地的公立醫院也在壓縮開支。奎肯本說，政府的行政開支也需要改革。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一些人主張將市場與社會二者更好地結合。歐盟委員會就業、社會事務與機會平等專員拉斯洛·翁多爾（Laszlo Andor）認為，應該在全歐盟范圍內借鑒丹麥的“靈活保障機制”—— 在一些歐盟國家，勞動力市場通過立法嚴格管理，企業不得隨意解雇員工，這導致了就業市場的萎縮；但丹麥勞動力市場采取了“靈活保障機制”，即勞動力市場的雇主方有雇傭和解聘的靈活性，而雇員失業后享有政府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接受政府提供的就業培訓。
　　目前，荷蘭已經引入丹麥的勞動政策：根據“里斯本戰略”標準，其國家競爭力排名歐洲第五。

　　改革的阻力

　　不過，“天鵝咖啡館”的侍者也許并不會非常歡迎改革。她說，今年顧客一直比較少，消費也比較拮據，她的同事已經走了好幾個人了。
　　長期習慣于接受財政供養的民眾，必然不能接受大幅度削減福利。5月初在希臘爆發的群眾示威就顯示了這一點。
　　意大利參議院副議長愛瑪·博尼諾（Emma Bonino）對記者說，在危機形勢下，民眾的一些短期視角和選舉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礙政客作出正確決策；為此，歐盟的政客需要拿出“領導力和勇氣”，推動應對危機的政策。
　　不過，疑問還是沒有得到解決。到底如何平衡“社會市場經濟”中“社會”與“市場”的關系？改革將會維護“社會市場經濟”還是削弱乃至消滅高福利？未來的歐洲會不會隨著改革的進行，權力的界限會更偏向市場而非政府？而巴羅佐所說的“領導力”會不會造就一個權力更為集中的歐洲政治？這還都有待觀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此次危機以及對危機的應對，將會改變歐洲政治經濟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