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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7 作者:周俊生 來源:南方都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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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近日在天津進行調研活動時強調，當前國民經濟繼續回升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仍然極其復雜，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不少，必須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深入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全面落實已經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切實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宏觀調控面臨兩難，這是一個符合事實的分析。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為了避免受這場危機的過度影響，以擴大投資來保證G D
P的一定升幅，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貨幣政策也從原來一直實施的從緊轉變為適度從寬。這一政策取向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過度充裕，也使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了一些問題，物價上漲過快，特別是房價上漲過快，使宏觀經濟直接面對通貨膨脹的威脅。但是，面對通脹隱憂，如果馬上采取強硬措施收緊流動性，又很可能會回到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通貨衰退的狀態，剛剛復蘇的經濟也會重新回到困難狀態。
宏觀調控的兩難，不獨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此次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在各國推出救市政策“力挽狂瀾”并收到初步效果后，各國政府都面臨著經濟政策的選擇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計劃經濟時代那種一項政策出臺便“應者景從”，一夜之間改變市場走向的局面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各種市場主體有各自的利益訴求，政府出臺的政策已經難以照顧到每一個階層的利益，甚至一些市場主體可以利用政策的空隙實現自我的利益追求，干擾政府的目標走向。中國面臨的問題還有著不同于世界各國的性質，比如，我們經常看到，西方國家考慮的問題是是否將救市政策“退出”的問題，這就意味著它們的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救市政策只是在面臨危機時偶一為之，所以現在面臨的是“退出”問題。而中國政府考慮的并不是“退出”問題，因為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深入地滲透于國家的經濟活動之中，因此“退出”不可能成為中國政府考慮的問題，而是需要對有關政策進行調整的問題。
中國雖然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這種改革始終是在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把控之下逐步推進的，這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政府不僅擔負著對經濟運行進行調控的使命，而且在經濟運行中產生了自我的利益追求。比如，我國習慣于以G
D P的逐年推進來檢驗經濟成果，對于一個地區來說，每一年G D P的上升幅度是檢驗政府官員政績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指標，因此養成了政府用拉動投資來保證G D
P升幅的風格，而對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考慮得較少，為了保證G D
P的升幅，甚至可以犧牲其他方面的利益，特別是民眾的利益。再比如，最近正在高調推進的樓市調控，這個市場之所以會形成目前積重難返的局面，也是因為政府對利用這個市場解決地方財政問題依賴太重的結果。今天，當面對通脹隱憂逐步擴大的時刻，如果需要對宏觀調控的政策進行必要調整，實際上就是需要政府減少乃至放棄在經濟運行中的自我利益追求的問題。
正是由于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滲透了太多的利益追求，使政府對調控政策的把握已經不同于金融危機初起時的執行力度，在“適度從寬”的口號下，央行正在逐步收緊流動性，但盡管如此，央行顯然不愿意隨便拿出加息這一能夠最有效地收緊流動性的政策工具，因為一旦加息，企業的資金成本將出現上升，投資將出現收縮，從而直接影響到GDP的上升，影響到政府的政績。再比如，在樓市調控之中，如果房價真的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直接威脅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調控也將難以為繼。自我國房地產市場形成以來的十多年中，對這個市場的調控其實已經進行過多次，但由于對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制度未有觸及，這種調控也難逃半途而廢的結局。
從本質上說，政府作為民眾委托管理社會事務的一個機構，它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是，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當中，政府如果過多地參與經濟事務，就會產生自我的利益追求，使政府出現雙重角色，既是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又具有了“經濟人”的身份。在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的環境下，政府很容易利用其社會事務管理者的身份來使“經濟人”的身份得到膨脹，使市場競爭向著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其他市場主體的方向演化。當需要政府行使社會事務管理的職能時，這種“經濟人”的身份很容易使兩者出現矛盾，并導致政府職能產生扭曲。
溫家寶總理強調的宏觀調控兩難，實際上已經觸及了政府職能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我們必須看到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塑造過程中政府過多參與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弊端，對政府職能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消除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所出現的“經濟人”的色彩。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清晰以后，當政府面對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時，它的目標就可以堅定而明確，即向著最有利于民眾的方向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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