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但歷史又不會簡單地重復。在過去20年，主權債務危機屢屢暴發，從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到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這次希臘債務危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個歐元區成員國，沒有自己獨立的貨幣，由此，希臘的麻煩也就演變成了歐元區的麻煩，德、法等國縱有千萬個不愿意，卻不得不出手相救。
　　此外，此前的主權債務危機大多源自于僵硬的匯率制度（通常軟盯住美元）和過度依賴外資發展經濟的模式，伴隨嚴重的資產泡沫，最終導致嚴重的貨幣高估，誘發對沖基金的拋售壓力和資本外逃，最終以本國貨幣大幅度貶值和資產泡沫崩潰收場。而希臘現在卻沒有辦法通過貨幣大幅貶值重振出口和經濟增長。
　　上世紀90年代希臘貨幣對美元貶值了93%，而最近10年歐元卻對美元升值了35%，結果，希臘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比例便從2.5%上升到9.1%。鑒于希臘沒有辦法通過貨幣貶值的方法來提振出口，勒緊腰帶就成了唯一選擇。
　　某種程度上，希臘危機也是信任危機。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一直隱瞞真實的債務和赤字水平。去年春，希臘報告給歐盟委員會的預計赤字水平為GDP的5.1%，但到2009年秋又調整為12.7%。要知道，歐元區成員國的約束條件是預算赤字不超過GDP的3%，債務占GDP不超過60%。
　　金融危機總是伴隨著痛苦的調整過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泰國的股市調整幅度分別達到了76%、65%、65%、64%、64%，同時失業率飆升至兩位數。目前，希臘GDP大約為3400億美元，而債務高達4000億美元。今年希臘債務占GDP比例上升到了125%。希臘應對危機的主要措施是財政緊縮，包括削減公務員薪酬和提高稅收等。希臘計劃將預算赤字從2009年占GDP的13.6%降低到2014年的3%。但緊縮計劃將加劇經濟衰退，預計今年GDP下降將超過4%。這無疑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根據標準普爾的預測，希臘GDP要到2017年才能恢復到2008年的水平。經濟衰退將帶來國內的通貨緊縮，最終有助于恢復出口競爭力。
　　希臘在4月底最終決定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援助，令希臘人想起了1967年4月21日軍人發動的軍事政變。多數希臘人相信，美國是那次政變的支持者，這加劇了希臘政治形勢的不穩定和公眾的反對情緒。1998年1月印尼暴發大游行，導火線即在于一幅照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 雙臂交叉站在蘇哈托總統旁邊，而蘇哈托在溫順地簽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意向書。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批評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典藥方“緊縮財政+提高利率”總是惡化危機。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認為，希臘遇到的不是流動性（liquidity）危機，而是清償能力（insolvency）危機，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的援助計劃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浪費資金而已。真正的出路在于債務重組。實際上，希臘短期債務占GDP比例為21%，遠低于愛爾蘭的47%。在世紀之交的金融危機中，阿根廷于2001年6月與國際債權人達成了重新安排300億美元到期債券的協議，2001年底又宣布暫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億美元的債務。也許，希臘有一天也會走上以時間換空間的債務重組之路。
　　希臘危機揭示了歐元區的治理危機：擁有一個共同的歐洲中央銀行卻沒有統一財政部的歐元區，只是個貨幣聯盟而非政治聯盟。央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要解決償債危機，還要靠財政部。因此，如何有效監督并約束歐元區各成員國的行為，已成為一項重要挑戰。此次危機也暴露了歐盟決策效率的低下，面對市場局勢的瞬息萬變，各成員國之間的磋商卻費時費力。歐元區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的實驗，建立了歐盟內部的統一市場，消除了成員國之間的匯率波動，但也隱含了一些成員國實行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的道德風險。現在，如何處理希臘危機是歐盟面臨的重大考驗，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歐元區的未來走向。
　　鑒于南歐四國中的其他三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面臨著與希臘類似的困局，歐盟現在面對的是一場輸不起的歐元保衛戰。

（作者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