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加坡元匯率形成機制和基本面均不同于人民幣，兩國匯率與宏觀基本面的緊密性存在著懸殊差異，匯率升值的物價傳導機制不同，匯率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配置方式不一樣，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存在較大的差異，所以新元升值對中國匯率政策并沒有借鑒意義，也不會影響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格局。
　　4月14日，新加坡金管局宣布新元升值，即調整新元匯率可波動范圍的軸心，讓新元溫和且漸進式升值。在國際上，新元升值的重要意義在于：其回應了不久前（4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有關推遲“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的聲明。該聲明指責人民幣固定匯率使得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難以進行貨幣升值。
 　　新元升值的政策指導思想是2001年2月由新加坡金管局披露的“新加坡匯率政策”文件。由于新元匯率形成機制和基本面均不同于人民幣，所以新元升值對中國匯率政策并沒有借鑒意義，也不會影響人民幣匯率穩定格局。事實上，自4月12日胡錦濤主席在核安全峰會上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至4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已經連續7個交易日回落。與2009年回歸盯住美元后的匯率中值6.8284相比，人民幣中間價僅相距20個基點。
　　筆者認為：人民幣與新元的匯率形成機制存在以下主要區別：
　　第一，兩國匯率與宏觀基本面的緊密性存在著懸殊差異。2009年，新加坡凈出口占GDP20.4%，中國僅為3.9%。由于外部需求是新加坡經濟的主要驅動力量，所以，在國際經濟回暖時，新元升值可以減少對本國產品的外部需求，從而起到穩定國內經濟的作用。今年第1季度新加坡GDP增長率已經達到13.1%，高于中國的11.9%。而中國本輪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1季度我國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為-9.9%，對GDP拉動-1.2%。因此，與新元不同，人民幣在基本面上并不具備升值的條件。
　　第二，匯率升值的物價傳導機制不同。新加坡貨幣政策目標是低物價，即保持國內物價水平低于主要貿易伙伴國（主要是美國）。今年1月、2月份新加坡的CPI分別為0.2%和1%。新元升值可以抵擋輸入型通脹。國內低物價則使全社會受益。
　　2007年3季度我國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也提出以人民幣升值抑制通脹。但是，央行匯率升值的政策著眼點是降低資源性進口產品價格。由于我國進口部門并不創造外匯，所以，人民幣升值實質上是加劇了我國進口部門和出口部門之間的苦樂不均。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社會福祉系數要遠遠小于新元升值。
　　第三，匯率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配置方式不一樣。首先，新加坡金管局放開了利率和貨幣供應管理，從而凸現出匯率工具的重要性。相反，中國利率市場化程度較低，與利率和信貸管理相比，匯率無論是對擴大內需還是抑制通脹，其政策效果都較小。其次，新加坡利率市場開放程度高于中國。新加坡銀行間市場涵蓋了本幣和外幣兩個利率市場。金管局調節3個月期新元利率對美元Sibor的息差可以及時糾正銀行和企業的貨幣錯配，起到調整新元匯率水平的作用。反之，中國國內不存在外幣（美元）利率市場。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我國利率政策具有比新加坡更強的獨立性。筆者由此認為：利率平價對中國貨幣政策選擇只具有理論分析的意義。目前，中國不存在先加息還是先升值的兩難選擇問題。
　　第四，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存在較大的差異。新加坡屬于開放型小國，中國是開放型大國。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匯率政策既要考慮到維護國內經濟的持續平穩健康增長，還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人民幣匯率應該比新元具有更高的穩定性。一國的匯率是國家主權內的問題。我們同樣尊重新加坡升值。
　　盡管人民幣和新元的匯率形成機制存在諸多差異，但是，兩國匯率政策也存在著重要的共同點：其一，都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二，都把幣值穩定、保護本國貨幣的購買力作為匯率政策調控的目標。4月12日，胡錦濤主席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曾明確表示，中國“愿采取進一步措施增加自美進口，促進兩國貿易平衡。”顯然，在中美貿易關系中，人民幣匯率穩定將有助于美國保護其對華貿易條件。其次，在我國資本項目還沒有開放的條件下，匯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紐帶關系更緊密。匯率的管理和調控職能似乎也應該由我國央行轉手給商務部更合理一些。反觀美國，美元的話語權也并不在美聯儲，而是落在美國財政部的掌控中。

　(作者單位：海通證券公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