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也有不少民間商人到非洲經商。據南方周末上周的一篇報道《超越爭議的非洲開發——中國在贊比亞的真實存在》，這些中國企業家普遍認為，在贊比亞這樣的國家投資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當地勞動法“太嚴格”。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一位副總經理稱：“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棄掉的，每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公平的現實，他們應該學會接受這個。”這話很粗魯，但企業家說得很坦率，因為中國企業家的底氣很足。
而贊比亞的情形也讓中國企業家確實無法理解：一方面，這個國家的失業率約為50%，超過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另一方面，這個國家有非常健全的勞工保護法律條款，用中國企業家的話說：實在是“太健全”了：有房補、教育補、交通補，還不能隨便辭人，必須得有不良工作記錄才可以辭退員工。而且，這些法律大約被相當嚴格地執行，因為這里繼承了英國式司法系統。而強大的工會組織每年也會與資方進行工資談判，它們當然會保護會員權益。
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不能理解這一圖景，推測起來，可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樣一幅圖景本身實在過于怪異，以至于任何人都無法理解；第二，這樣一幅圖景也許很正常，但中國企業家的價值觀有點非同尋常，以至于不能理解這個正常景象。
兩個原因可能都存在。贊比亞確實存在著現代國家建設失靈、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問題，因而其失業率比較高，民眾普遍比較貧困。然而，中國某些企業家在上述言談中透露出來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也的確十分奇怪。
這種思維的總體結構是“歷史主義”，即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為一個歷史過程，在不同歷史階段，人們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在初級階段，應當解決溫飽問題。這個階段必須放棄公平這樣的價值，法律決不能賦予勞工太多權利，也絕不能給勞工福利。只有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才可以考慮勞工的尊嚴、權利等問題。
支持這種歷史主義的則是一種奇怪的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不那么盡心地保護勞工的權利，聽任企業不給勞工提供福利，也聽任企業沒有任何理由，隨便解雇勞工，那么，這個國家的投資者和企業經營者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投資環境，經濟就可以由此實現高速增長。
經過這樣一番分析，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中國某些企業家內心深處有這樣一種價值觀：至少在一定歷史階段，經濟增長最為重要，一切都須為此讓路，勞工的權利也是一種為了經濟增長而可以犧牲的東西。當然，勞工權利既然可以為了經濟增長而犧牲，為了任何其他貌似高尚的目標也都可以犧牲掉。由此進一步推論，在這些企業家心目中，勞工的尊嚴和權利本身毫無價值，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經濟增長本身。其實，上面所說的歷史主義的思考方式就決定了一種道德虛無主義或權利虛無主義心智，這種心智當然會否定、無視人的尊嚴與權利，不僅是他人的，也包括自己的。
但是，當企業家在抱怨贊比亞的勞工權益保護制度時，底氣十足，因為，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就是這個歷史規律的受益者。比如，在新興的企業中，企業可以隨意解雇工人，剛從農村流動出來的工人的工資可以長期被抑制，工人也沒有什么福利保障，企業家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而中國經濟似乎由此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個經驗讓企業家們覺得，先限制甚至取消勞工權利就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唯一正確的歷史規律——甚至很多經濟學家與地方官員也都持有這樣的看法。
真有這樣的規律嗎？也許吧。問題在于，當勞工的尊嚴和權利被無視、否定，經濟增長和財富對于他們有何意義？一旦公平被拋棄，再高速的經濟增長與這些沒有尊嚴、權利的人，也沒有關系。經濟增長變成了他人的增長，財富積聚到他人的腰包。他們被越來越深地壓在社會底層，他們的被剝奪感日益強烈。這樣的社會將會是什么結局？
中國企業家也許因為沾沾自喜而太短視了：贊比亞模式當然不算成功，但是，這世上很多國家曾經走過一條現代化的正道：在保護勞工尊嚴和權利的基礎上實現平衡的、可持續的增長。事實上，長時間來看，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最終實現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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