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山西忻州最近為市直機關公務員謀得一批中低收入者才能享受的所謂“限價房”，這1600套限價房能夠給公務員群體帶來超過5000萬元的實惠。盤點近年來在限價房、經濟適用房領域出現的丑聞，忻州可以算是一個典型案例。
　　就限價房、經適房而言，本質上是一種帶有濃郁計劃經濟色彩的政策。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為了緩解日益上升的住房矛盾，用政策傾斜的方式為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即所謂用廉租房解決特困人群、限價房解決中低收入人群、市場解決其他人群。但是，類似于忻州的種種丑聞表明，想象中的政策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在房價問題愈演愈烈之際，限價房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也迅速提升。按報道所稱，忻州1600套限價房能夠給公務員群體帶來5000萬元的實惠，這不得不讓人想起20世紀80年代的“雙軌制”，在市場和計劃兩套體系下，擁有公權的強勢群體輕而易舉的為自己牟取了暴利。正如當年很多人在實施“雙軌制”時強調有種種好處一樣，忻州市政府自然也給出了所謂“穩定大局”等理由。
　　忻州市政府的理由看起來理直氣壯。只不過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很難說服公眾，作為社會中上階層的公務員群體，能符合購買限價房、經適房條件的人可以說是寥寥無幾，為什么這樣一個群體卻能夠優先享受超標的限價房？
  　基本上可以斷言，忻州市的行為是一項集體決策，這種違規行為可能會被糾正，但并不意味著有人會因此受到嚴厲的處罰。或許有人會說，加重處罰是不是可以避免此類事件頻發？
　　不能。權力尋租并不會因為處罰加重而消失。帶有非市場特征的限價房所能帶來的市場收益足以刺激某些官員鋌而走險，在當前情形下，完全消除此類事件所需的監管成本是社會無法承受的。
　　鑒于住房市場目前存在著嚴重供需矛盾、價格矛盾，不符合市場經濟方向，為權力尋租提供廣闊空間的限價房、經適房政策有必要考慮取消。“雙軌制”的經驗表明，越徹底的市場化改革越能消除權力尋租。公權為牟私利搶奪限價房并不是簡單房子和房價的問題，而是關乎公眾對“公平與正義”信心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