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雙擴張之中配合井然，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通過信貸滿足融資要求。但進入2010年，在擴張政策整體退出的背景下，財政、貨幣政策需要怎樣協調新關系呢？
　　很多學者指出，貨幣政策緊縮或不可避免，財政政策依然需要保持刺激力度，即達到一種“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效果。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應該努力從信貸依賴轉向發債融資，減弱信貸的貨幣創造機制，在目前市場存余資金規模中挪移。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會給廣義貨幣（M2）供應量帶來增長壓力。

　　“緊貨幣、寬財政”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宏觀政策格局都要定義為“寬財政、緊貨幣”。
　　李稻葵給出的理由是，“寬財政”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而由于我國貨幣存量已經非常高，“緊貨幣”應成為一個中期政策。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量占GDP的比例超過170%，而美國不到65%。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也認為，“寬財政、緊貨幣”可以作為一個基本政策取向。在全球經濟復蘇還不穩固的情況下，我國如果過快收緊流動性、過快收緊刺激政策，也會給經濟帶來風險。當前在宏觀調控中要防止貨幣政策用力過度，而要更加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
　　財政政策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對于某些地區、某些行業進行扶持。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這盆水潑出來，有灑的、沒灑的都淋到了。
　　哈繼銘認為，消化通脹預期最容易在農產品中實現，利用財政政策調整經濟結構指向性強，可以在短期內有效改善市場短缺商品供給，抑制過快的結構性物價上漲。而且財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脹壓力的同時，拉動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不能輕易退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記者表示，在以重化工業為龍頭的經濟體中，經濟景氣的狀況能否傳遞到輕工業、服務業、零售業，還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另外，四萬億元經濟刺激的很多投資項目本身就是“保民生、調結構”，這些項目需要大量花錢來做鋪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不宜也不可能淡出。
　　2010年中央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7.9%，而支出只比上年增長6.3%，總量不是關鍵，財政收支的結構才是關鍵。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何帆認為，目前經濟復蘇靠消費拉動還很困難，主要還是靠投資，而我國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
　　何帆進一步指出，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上，我國的情況與國外不一樣。國外很多財政上花錢主要是為了救助金融機構，因此要在財政政策上退出。然而我國的情況是財政刺激到了實體經濟，需要調整的只是財政投資的方向。
　　國家信息中心發展研究部戰略規劃研究室主任高輝清也對記者表示，從本質上看，財政支出有其連續性，一個項目可能跨越好幾年，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是說撤就能撤的。

　　地方融資靠發債還是信貸

　　危機之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成為信貸擴張和財政擴張的重要結合點。
　　劉元春指出，其實2009年政策安排的本意是“財政為主、貨幣輔助”，結果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變成了“貨幣為主、財政輔助”。在貨幣過量投放的過程中，很多資金并不是按照計劃中的項目來推進，而是流到其他領域，進而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
　　何帆認為，與地方通過信貸擴大支出相比，靠發債來擴大支出的方式更好。地方通過投融資平臺向銀行借債，這種方式風險比較大。平臺的操作規則不公開、不透明，很難監測。平臺到底吸了多少錢，通過什么方式投資到哪里去了，很難跟蹤。而發債方式就好很多，發債需要一個評級機構對其進行評級，建什么項目、預算是多少，這些東西都得拿到桌面上來。想借錢，就得守規矩，公開化、透明化，財政監督機制就能跟上。
　　何帆進一步認為，應對地方發展的融資需求，可以允許一些有條件的地方發債。未來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至少能保持8%～9%，只要不濫發國債，債務余額不擴大，債務總量并不用過分擔心。
　　高輝清還表示，不管是發債，還是信貸，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大問題其實是要擺脫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融資模式，應該轉向民間投融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應該往這個方面引導，例如在財稅上，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稅收優惠，在融資環境上，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李稻葵也建議，“寬財政”政策要啟動減稅，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等提供就業補貼，通過這類寬松的財政政策，提升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