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雙擴張之中配合井然,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通過信貸滿足融資要求。但進入2010年,在擴張政策整體退出的背景下,財政、貨幣政策需要怎樣協調新關系呢? 很多學者指出,貨幣政策緊縮或不可避免,財政政策依然需要保持刺激力度,即達到一種“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效果。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應該努力從信貸依賴轉向發債融資,減弱信貸的貨幣創造機制,在目前市場存余資金規模中挪移。這樣做的好處是,不會給廣義貨幣(M2)供應量帶來增長壓力。
“緊貨幣、寬財政”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宏觀政策格局都要定義為“寬財政、緊貨幣”。 李稻葵給出的理由是,“寬財政”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而由于我國貨幣存量已經非常高,“緊貨幣”應成為一個中期政策。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量占GDP的比例超過170%,而美國不到65%。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也認為,“寬財政、緊貨幣”可以作為一個基本政策取向。在全球經濟復蘇還不穩固的情況下,我國如果過快收緊流動性、過快收緊刺激政策,也會給經濟帶來風險。當前在宏觀調控中要防止貨幣政策用力過度,而要更加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 財政政策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對于某些地區、某些行業進行扶持。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這盆水潑出來,有灑的、沒灑的都淋到了。 哈繼銘認為,消化通脹預期最容易在農產品中實現,利用財政政策調整經濟結構指向性強,可以在短期內有效改善市場短缺商品供給,抑制過快的結構性物價上漲。而且財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脹壓力的同時,拉動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不能輕易退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記者表示,在以重化工業為龍頭的經濟體中,經濟景氣的狀況能否傳遞到輕工業、服務業、零售業,還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另外,四萬億元經濟刺激的很多投資項目本身就是“保民生、調結構”,這些項目需要大量花錢來做鋪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不宜也不可能淡出。 2010年中央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7.9%,而支出只比上年增長6.3%,總量不是關鍵,財政收支的結構才是關鍵。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何帆認為,目前經濟復蘇靠消費拉動還很困難,主要還是靠投資,而我國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 何帆進一步指出,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上,我國的情況與國外不一樣。國外很多財政上花錢主要是為了救助金融機構,因此要在財政政策上退出。然而我國的情況是財政刺激到了實體經濟,需要調整的只是財政投資的方向。 國家信息中心發展研究部戰略規劃研究室主任高輝清也對記者表示,從本質上看,財政支出有其連續性,一個項目可能跨越好幾年,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是說撤就能撤的。
地方融資靠發債還是信貸
危機之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成為信貸擴張和財政擴張的重要結合點。 劉元春指出,其實2009年政策安排的本意是“財政為主、貨幣輔助”,結果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變成了“貨幣為主、財政輔助”。在貨幣過量投放的過程中,很多資金并不是按照計劃中的項目來推進,而是流到其他領域,進而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 何帆認為,與地方通過信貸擴大支出相比,靠發債來擴大支出的方式更好。地方通過投融資平臺向銀行借債,這種方式風險比較大。平臺的操作規則不公開、不透明,很難監測。平臺到底吸了多少錢,通過什么方式投資到哪里去了,很難跟蹤。而發債方式就好很多,發債需要一個評級機構對其進行評級,建什么項目、預算是多少,這些東西都得拿到桌面上來。想借錢,就得守規矩,公開化、透明化,財政監督機制就能跟上。 何帆進一步認為,應對地方發展的融資需求,可以允許一些有條件的地方發債。未來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至少能保持8%~9%,只要不濫發國債,債務余額不擴大,債務總量并不用過分擔心。 高輝清還表示,不管是發債,還是信貸,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大問題其實是要擺脫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融資模式,應該轉向民間投融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應該往這個方面引導,例如在財稅上,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稅收優惠,在融資環境上,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李稻葵也建議,“寬財政”政策要啟動減稅,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等提供就業補貼,通過這類寬松的財政政策,提升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