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南方企業家來訪，談到其企業生存狀況，不免憂心忡忡，頗有朝不保夕之虞。涉及的具體問題，包括生產成本（包括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稅收負擔沉重、新勞動合同法的制約、招工難度增加、灰色支出（包括尋租與公關成本）顯著上升、企業研發能力不足且研發投入微薄、社會責任相關支出與環境保護成本日益上升等諸多方面。
　　對未來的經濟態勢與政策前景缺乏穩定的預期，企業生存壓力加大，利潤空間不斷縮小，致使不少企業家萌生退出之意。可是有誰來接手呢？打拼了那么多年，當然不甘心以超低價格出讓給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那么轉讓給其他民營企業家呢？大家的狀況都差不多。
　　經濟動蕩時期，民營企業家信心明顯受挫，一些人也只是勉強維持著，同時也在考慮結構性調整和戰略性轉移之策。
　　在過去兩年里，至少筆者所遇到的此類企業家，已經超出一打。其中有些已經退出，套現了部分資產和現金。設想一下，在什么樣的氛圍下，會有大批有膽之士涌入市場試水，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沖浪搏擊，最終修煉成為市場認可的企業家？在什么樣的氛圍下，他們又變得瞻前顧后，恨不得全身引退？
　　經濟學家對動物精神的闡述，源于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構建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貨幣利息與就業通論》。當時，凱恩斯用“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來突出個人（企業家）信心對經濟后果的重要作用：如果要使國家恢復市場經濟秩序，帶動經濟走向繁榮，投資家和企業家必須在預期并不明朗時依靠他們的勇氣或冒險精神，把他們的錢再度投入市場之中。
　　凱恩斯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情感可以由消費者信心來加以測度。信任也可以被包括在“動物精神”之中或者經由它而產生。除了由投機所引發的不穩定性之外，還有人類本性特征所引發的不穩定性，我們積極行動的相當大一部分動力依賴于自發而無意識的樂觀主義，而不是依賴于數量化的預期，無論是道德的、效用主義的還是經濟的預期。大多數經濟行為源于理性的經濟動機，但也有很多經濟行為受“動物精神”的支配，人類行為并不總是理性的。預期具有可變性，這種可變性常常由“動物精神”所驅動。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所進行的長期預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沖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喬治· 阿克洛夫教授和行為金融學的代表人物、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在他們近期暢銷的《動物精神》一書中，對凱恩斯的動物精神一說作了這樣的闡述：“動物精神這一術語在古語和中世紀拉丁文中被寫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詞是‘心靈的’或是‘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在現代經濟學中，“動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義，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它被用來特指經濟的動蕩不安和反復無常；還意味著我們和模糊性或不確定性之間的特有聯系。有時候，我們被它麻痹，有時候它又賦予我們能量，使我們振作，克服恐懼感和優柔寡斷。
　　從一定意義上說，所謂“動物精神”，就是企業家精神的構成要件，它體現了樂觀、沖動和冒險精神。投資與創業的成功概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個人的風險預期和風險偏好程度。一旦樂觀、沖動和冒險精神有所減弱，而一時沖動的樂觀情緒又有所動搖，以致迫使我們只能以數學期望值作為從事經營的根據時，企業便會萎縮和衰亡，盡管畏懼損失并不比希望獲得利潤有其更合理的根據。
　　在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我們已到了社會利益沖突不斷強化的深水區，社會群體在加速分化，在這種時候，企業家肩負著雙重職責，一方面他們需要獲得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并得以持續發展的最低利潤水平，另一方面他們還承擔著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職能，增加或維持一定規模的就業人數，本身就是企業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福利的重要貢獻。因而我們呼喚并倡導“動物精神”，實質上就是在呼喚市場經濟機制的復歸，它符合人類在自發競爭中提高績效和競爭能力的天然理性。

（作者為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