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挑起的這場匯率之爭，除了學會用政治眼光看待重大經濟問題之外，我們是否應該拿出一份基于實證研究的權威報告，并經由國際主流媒體的傳播，讓美國盡快明白：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僅利于中國，同樣也是美國維持低通脹乃至長期經濟穩定的不可或缺因素。
　　中美關于人民幣匯率之爭即將進入關鍵的“下半場”，美國方面似呈降溫之勢，白宮的近日表態也在慢慢回歸理性。看來，中方的主動溝通暫時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從戰略博弈的藝術來看，迄今為止雙方政府似乎都較好地把握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只是在不確定性越來越成為戰略對手之間關系特征的今天，某種程度上握有占優策略的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看起來比中國更為主動。因為，美國不僅有著強大的議題制造與傳播能力，還有一整套“修理”、打壓競爭對手的成熟機制和力量工具。日本在25年前就曾吃過這樣的苦頭，25年后的今天，美國又要“如法炮制”，試圖將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影響力限制在美國框定的范圍之內。
　　其實，一向喜歡拿中國問題說事的美國國會議員們的邏輯也很簡單，先是一口咬定中國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并搶走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然后，經由輿論宣導形成強大的民意與輿論壓力，在取得決策層部分人士支持的基礎上，或者強化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既有立場，或者試圖引導政府在此問題上的政策走向。而國會議員們在學術界亦不缺“死黨”。例如，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關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40%的一份報告，在美國得到了廣泛認可。還有，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也在抓緊時機發酵自己的“明星效應”，他的關于人民幣幣值被低估而導致美國在金融危機期間至少損失140萬個就業崗位的言論，即便是嘩眾取寵，但在國會議員們看來，至少也是一門重炮。
  　不過，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終歸會走向對稱。由部分美國政客與相關利益代言人引爆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其背后隱含的霸權邏輯看起來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你可以說這是美國人的陽謀，但全世界敢于明目張膽玩陽謀的國家大概也只有美國了。我們相信，政府在這個關乎國家未來地位的重大問題上已有較為成熟的應對策略，但值得國內決策智囊和學術界反思的問題是：面對美國挑起的這場匯率之爭，我們除了學會用政治眼光看待重大經濟問題之外，是否還應該拿出一份基于實證研究的權威報告？并經由國際主流媒體的傳播，讓美國盡快明白：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僅利于中國，同樣也是美國維持低通脹乃至長期經濟穩定的不可或缺因素。
　　其實，美國同行早已在這方面做足了功課。盡管現在大家都知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赤裸裸地提出，所謂被低估40%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該大幅升值，這只是他們試圖用數字來表示人民幣被低估程度的一種宣傳，目的是強化中國在應對危機時擁有的不公平優勢，增強西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那么，作為中國的同行是否也應該前瞻性地為政府應對美國挑起的這場人民幣匯率之爭提供充足的彈藥呢？答案顯然是不言而明的。
　　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包括權威智囊機構在內的中國同行，在反擊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指責時的立論依據，描述性的成分過多，實證的數據偏少。你可以一再強調美國指稱的人民幣低估程度缺乏有力依據，但你要拿出讓美國人信服的數據來。
　　對此，筆者特別贊賞商務部鐘山副部長訪美期間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中美貿易是雙贏博弈”一文中所列舉的有關數據。例如，鐘山在該文中提出的“如果沒有中國消費品（輸往美國），美國物價指數每年將上漲2個百分點”的觀點，即便不能馬上令所有美國人接受，至少也值得理性的美國有關人士深思。
　　眾所周知，在危機尚未結束的關鍵時期，對就業和民生福祉的關心可能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因為這樣更容易博得民意的支持。中國只要抓住美國家庭因受危機沖擊財富大幅縮水進而對通脹異常敏感的“七寸”，也許就可以收獲壓力測試效應。顯然，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
　　可見，在讓美國明白為什么人民幣匯率應該保持穩定的問題上，國內相關部門和研究機構的行為空間無疑很大。事實上，不僅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在包括對危機發生以來的某些重大問題判斷和對策建議方面，國內經濟學界和決策智囊的應對水準也顯得不夠專業與前瞻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決策者通過頻繁而扎實的調研以及多年來形成的對經濟形勢庖丁解牛式的拿捏，才是確保中國能夠相對平穩渡過本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
　　因此，擺在國內有關研究機構面前的迫切任務是：如何通過充分的數據采集和扎實的研究，及時拿出一份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為何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權威報告來。另一方面，美國既然能夠“穩”、“ 準”、“狠”地揪住了人民幣匯率這根小辮子，一口咬定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并威脅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那么中國為什么不能在美國是“最大匯率操縱國”的議題上做足功課呢？如果經過雙方在政府層面、民意機構、學術界以及輿論界的多次交鋒，讓中美雙方乃至全世界都明白：咳！匯率那檔子事，其實就是那么回事！則屆時中國不僅能夠挽回在這個問題上的被動局面，還可以因此大幅提高針對重大經濟問題的博弈水準。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