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中國政府網刊登消息，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再次強調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本次會議的結論，被當成是一輪新的國退民進的契機。
　　細讀會議提出的四條措施，人們仿佛有理由做出一些樂觀的預期。因為內容不乏新意，甚至是標志性的新意。比如第一條談到“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就設想了“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健全收費補償機制、實行政府補貼和政府采購、給予信貸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種方式”，讓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這個力度是空前的，這意味著國家將從體制的角度，從財政的力量，支持民間投資進入，包括軍工、體育這樣舉國體制的領域。這個提法，意味著在所有國家戰略領域，民間不僅能夠投資，而且能夠獲得國家財力支持。
　　再如第三條，“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通過聯合重組等方式進一步壯大實力”。這雖然沒有正面評價去年以來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論，但國企大型化（央企化）的同時，民企同樣有機會大型化，可參與到國企大型化的過程之中，可謂春秋正史的手段，妙到毫顛地給出了國與民和諧相處的主旋律。
　　僅這兩條意見，一輪新的國退民進呼之欲出，似可期也。
　　如此理解的人們高興之余，當然還有些擔憂。因為這只是國家最高層面的宏觀戰略，要想成為中國經濟生活的現實，還并無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可以配套執行。因此輿論廣泛認為國務院各部門應該按照會議的精神和戰略目標，早日制定各項配套實施操作的細則出現。
　　這種期待是順理成章的，卻也是淺嘗輒止的。因為它只看到民似乎完全有理由進了，卻沒有看到民間投資始終存在著被退出可能——所謂法律沒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這同時意味著法律沒有保障你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更沒有保障你做了以后，可以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擁有這方面的利益。另外重要的是，這種期待反映了民間投資的被矮化和自我矮化，它沒有意識到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民間投資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民間資本也早已不缺乏各種市場目標；而且改革至今，民間資本也有足夠的能力，投資任何一個國際或者國內的市場目標。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
　　一句話，在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之中，這種只期待操作細節的天真爛漫，與其說是在積極準備，等待細則的信號槍一響就起跑，還不如說是故意用套話，忘記本來應該表達出來的些許失望和一絲難以割去的疑慮。
　　因為只在這四條里看到了強調民進、強調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那只是看到中國經濟格局必須大調整的左邊。若是真的期待出現像改革之初那樣，“十億人民九億商”地向市場經濟大進軍的氣象，則民進的右邊，應該有明確的“國退”，或者“國下”的舉措，但這次會議并未點明這一點。
　　相反，在中國政府網的新聞通稿里，說了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個“毫不動搖”就是強調國資依然需要進的——“要繼續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然后才是“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36條），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規范投資準入門檻設置，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然后結論為“將民辦社會事業作為社會公共事業的重要補充”。
　　若是這種民間投資依然在“準入”和“補充”之間搖擺，即使有各項操作的細則出臺，能使中國民間投資繼續壯大，也難以改變經濟上政府是唯一花旦的局面，所謂已形成共識——要在未來若干年內把中國經濟調整為內需型主導的結構——也會是空中樓閣。
　　道理很簡單，無論中央、地方，只要是政府，都不會是市場的全部；更不能以政府之強勢，成為唯一主導市場的利益主體。從經濟現實之中最基本的統計中都能夠看到，民間投資形成的非公經濟事實上已不是中國經濟格局的補充，而是中國經濟的基石和頂梁柱——這是任何準入的恩賜都不能造就的。
　　去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非國有企業規模工業企業的數據中，非國有企業的稅收比重2008年為61.90%，利潤總額比重為70.34%，就業人數比重為79.70%。也就是非公經濟帶來的稅收天下三分，二分為非國有；而就業更是驚人地出現幾乎每10個國民，就有8個人在非國有企業里打拼的現象。
　　面對這個數據，還要對民間投資恩賜一些領域，還說“重要補充”，這說明中國國民財富，在中國全部的財富種類中，還沒有優先的正當性。如此定性，等于暗含著一個邏輯——作為國民你可能沒有錢，或者作為國民你的錢是國家的補充，那你怎么敢沒錢花錢，或者花不是你的錢？國民沒有錢花，不能花錢，豈能有內需型經濟的出現？

（作者系財經獨立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