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來的熱點詞匯中，“民工荒”占據了顯要位置。從一些數據和煽情描寫的新聞來看，情況確實嚴重。人們從民工荒出發作思想游歷，很快就到達了另一個帶有學術色彩的名詞——“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point，1968）”，這位發展經濟學大師的預言映照了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在中國大陸找到了21世紀的新劇本。

　　拐點到了嗎？

　　對于民工荒，樊綱在一次會議上不無調侃地說，媒體不妨在正月十五之后再認真研究和報道這個話題。如果很難跟上變化的現實，還可以回頭看看過去——2009年第四季度的數據顯示，103個主要城市崗位空缺/求職人數的比率從金融危機期間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上升驚人，不過在絕對值上只是逼近2007-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并未超過。但珠三角的這一比率達到1.26,提示這里若不提高工資，將很難招到可用的工人。
　　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這讓人想到所謂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說的是一個低收入經濟體現代部門（例如工業）的持續擴張，將最終耗盡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當拐點到來之時，除了漲工資，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招到工人。
　　在我看來，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無法直接和劉易斯拐點畫等號，但提出了兩個不容回避的問題：首先，這里的真實可比工資水平（扣除廣義生活成本和遷徙成本后）是否已經低于農民工在其他地方可獲得的收入水平？其次，目前的工資水平能否覆蓋城鄉壁壘所造成的遷徙高成本？當然，8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占比已達60%）可能不像自己的父輩那樣任勞任怨，但這個變化并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如果僅從農村勞動力可供遷徙的存量來看，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達。綜合各種數據分析，中國目前農村勞動力大約5億，其中2億左右務農，另外2億左右轉移到非農產業，余下1億左右為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池”，其中一半年紀較大，不適合遷徙外出，只余5000萬存量。但是，中國目前農業勞動力占比高達25%，在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情況下，若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10%，就有1億以上剩余勞動力會被解放出來，而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池”總量就能達到1億以上的水平，按照目前每年新轉移600萬~700萬農民工的速度，至少還能轉移15年。
　　不過，以上簡單推算完全基于靜態，并假定勞動力結構不變，現實卻是，在未來若干年，中國人口結構將發生致命的變化，“勞動力池”并不像靜態測算這樣豐沛，這是后話。
　　中國人口經濟學的重要人物蔡昉在2007年提出，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不過，他對拐點的理解是“一個區間”，可能長達數年。而在另外一些經濟學家（黃益平，2010）看來，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的確切時間還眾說紛紜。
 
  　拐點之外

　　其實，拐點究竟何時到來更像是一個智力或者模型游戲，劉易斯拐點的真正意義在于它度量了勞動力的稀缺程度，并將勞動力的變化和經濟成長以及產業升級通盤考量。
　　和劉易斯拐點相關的一個概念叫“人口紅利”，說的是好的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人口撫養比（非勞動力人口/勞動力）是度量“人口紅利”常用的代理變量，按照蔡昉的測算，改革開放過程中GDP增長有27%的貢獻來自人口紅利。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總人口扶養比在2010年到達拐點（見圖1），此后勞動力人口要背負的撫養負擔逐年加重，這無疑將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力。
　　和劉易斯拐點相關的另一個概念叫工作年齡人口比(15歲-64歲勞動力/總人口)，拿這個指標看（見圖2），似乎可以松口氣，中國的拐點在2015年。但看看年輕的印度在2040年才到達拐點，不能不讓人擔憂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競爭力。日本的曲線帶來另外的警醒，人們往往認為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將日本拖入“失去的20年”，但人口學家卻認為，日本在1990年到達人口拐點，老齡化不可逆轉，經濟停滯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而不是什么協議。
　　這讓人想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可能改變？一些學者（鐘偉，2009）的研究表明，中國越早放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結構將越早趨于改善，但如果存在16億的“人口承載極限”限制，那么最佳方案是在2025年放開二胎政策。我的疑問是，在未來100年的時間區間內，16億的人口極限設定是否科學？以此換來人口結構不斷惡化，代價是否值得？
　　悲觀一點，假設政策不改變，那么，當劉易斯拐點到來，中國會面臨什么？黃益平與合作者通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發現，跨過劉易斯拐點的中國會發現自己終結了“非正常增長”，而回歸“正常增長”，同時通脹率趨于上升，壞消息是中國將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競爭優勢，好消息卻是外部失衡趨于改善。
　　這是一個喜憂參半的未來，準確地說，挑戰大于喜悅。中國是否能順利度過劉易斯拐點，并在這個過程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并沒有答案。雖然鄰國提供了令人寬慰的經驗數據（見表，日本和韓國在劉易斯拐點之后仍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沒有任何力量保證中國在到達劉易斯拐點后自動實現在產業鏈上的升級。中國在未來恐怕需要至少做這樣一些事：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在保障最低工資的前提下，盡可能長地保持勞動力的競爭力；拆除城鄉壁壘和戶口限制；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拆除壟斷限制，鼓勵自由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