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監察廳副廳長趙振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四川省紀委領導傳達中央對何時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態度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在反腐倡廉、社會監督等制度還沒建成的情況下，盲目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不僅難以達到初衷，而且將會對其結果難以處理、造成混亂。（《新京報》3月10日)

　　學者蕭功秦提出過一個觀點：中國要特別警惕出現“急診室效應”，他認為，當一個人變成危重病人的時候，醫生有兩種意見，一是必須動大手術，不然就要死了。另一種意見說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動大手術，一動手術就要死了。動手術也要死，不動手術也要死，兩種意見都對，但這兩種意見是一對悖論，我們可以將之稱為“重癥悖論”。
　　而當下中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的實施進程，正是顯現出了這樣的一個悖論。多次為官員財產申報求法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過一項調查，接受調查的官員97%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但人民網在2008年做了一項調查則顯示：90.1%的公眾贊成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97%與90.1%的背道而馳，和面對多年嚴厲反腐卻總是嚴峻依然的腐敗局面，就形成了“重癥悖論”。于是，是大手術地推行公示制度，還是不動手術，用97%PK掉90.1%，在“時機不成熟”中繼續重癥下去？這個問題，擺在了中國的面前。
　　如何破解這個“悖論”呢？理性地看待，面對長期累積下來的舊債，如何設置一個登記原點、從哪一個級別的官員開始等等都的確是問題。其實中國的專家和公眾早已設計出很多對策了，比如新后備干部和新提拔官員率先實行財產公示制度、赦免制度，“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經濟上退贓”，設置三年的過渡期，讓官員主動糾正并上繳全部灰色收入，這些包含智慧的辦法，其實都指向了一條按摩療法式的漸進、合理的改革路徑。
　　現在的問題，其實不是“時機還不成熟”，更可能是很多人的“動機還不成熟”，制度制定者的公務員群體既是立法者、執法者，同時又是利益受損者，在這種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但是，我們總不能因為阻力而放棄了這種重癥般問題的破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直的“目前時機還不成熟”，也正是這種“重癥悖論”到了現階段的一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