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壟斷是實現收入公平的前提

　　近日，有媒體報道國資委要求中移動統一減薪，但國資委方面并未對此消息做任何回應。坊間懷疑“薪酬連降5年，每年遞減10%”有可能是被夸大和誤傳。
　　壟斷國企減薪并非舊聞。在美國金融危機肆虐最深的2008年，為了調節社會情緒，國資委對金融行業和其他壟斷國企高管進行了薪酬限制，并引發了薪酬決策、透明化以及績效和薪酬關聯度的激烈討論�，F在，國資委逐漸將薪酬調節從高管“蔓延”至一般員工，并提出“規范薪酬標準、縮小行業差距”以及“降本增效”。
　　看待壟斷國企員工薪酬過高的視角有兩種，一種是從所謂的“人與人之間”收入差異的角度，而這種視角基本上主導了社會情緒。實際上，這種“公平理論”在西方世界也非常流行，美國金融危機后民眾對華爾街依舊有“天價薪酬”的怨恨。美國行為學家亞當斯認為，“公平”是社會情緒的基礎性力量，人們不單關心自己的絕對報酬，而且還要衡量同類型勞動量下的別人報酬。民眾也許一開始會對絕對報酬滿意，但隨后縱向對比，發現別人的報酬更多，他們就會立即“陷入”失望和怨恨之中，丟棄了此前對絕對報酬的滿意度。
　　不過，我們認為，中國民眾對“收入差距”的不滿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解為“人與人”，其實這種不滿主要是因為第二種視角——“自由市場”的觀點。民眾的主流意見并非是對具體的壟斷企業員工拿到較高薪酬的憤怒，而是對壟斷企業的“存在性”和“干預性”不滿，是因為企業預先得到一種“壟斷”的地位，獲得一種行政權力給予的“特許權價值”，從而形成了員工薪酬的虛高。
　　那么行政權力為什么給予“壟斷權”呢？那是因為政府部門覺得壟斷國企帶來足夠豐厚的稅收，有利于增強對經濟“制高點”的控制。而自由市場所鼓吹的“自由進入”和對“自然壟斷”的無異議將會使得“特許價值權”帶來的利潤廣泛擴散到各種資本方，從而削弱政府可控稅基。于是，我們自然推導出，壟斷國企類似于一種“稅收”。當然，官員為“壟斷權經營”辯護的時候，總是強調如果準入放松，將會產生“重復建設”——這是一種浪費。
　　當理解“國有壟斷企業是一種稅”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調控壟斷企業薪酬的規則：當局者不會改變“稅”的局面，但會降低對“稅”的異議，于是發文要求壟斷企業高管至員工都普遍減薪便是一個手段。但如果“稅”的擴張性不變，外部不存在自由競爭，那么意味著壟斷企業始終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規避”，名義上削減的工資可以暗地里“補回來”，因為壟斷企業的利潤是一種“稅”，它們的埋單方是大眾，而不是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殘酷的成本控制。
　　我們對具體的壟斷企業員工薪酬沒任何意見，也不愿意參與“人與人戰爭”的社會情緒之中，而很多詭辯和安撫民意都來自于此。例如民眾收入增長不快，不是通過普遍加工資的方式就可以解決，那只能哄抬物價、腐蝕了實際購買力。而是需要改變廉價資本現象，資本的成本較低自然資本邊際收益率就會高，從而壓制人力報酬，導致民眾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較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民眾的福利增加很多時候需要一個“埋單者”。制造薪酬控制，但卻拒絕“自由進入”和競爭性市場形成的工資制度，是否能調節大眾情緒？很是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