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簡介 　　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55年1月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1982年2月畢業于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2年3月至1986年10月，在西北大學經濟系(后為經濟管理學院)工作，任講師、教研室主任，并在職讀碩士學位。1989年11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宏觀調節研究部副部長、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目前兼任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常務理事及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產業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國防科工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業的顧問和若干大學的兼職教授。

    在過去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現有的發展方式還有一定的適應性，還可以維持，還有一定潛力。但進入十二五時期后，情況將會發生重要變化。
　　要改進我國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在公共服務事務方面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
　　“十二五”期間應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從而推動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

　　發展環境面臨兩重性

　　從總體上說，“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條件和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同時面臨的制約條件也在增加。
　　第一，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和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時期，巨大的需求潛力能夠為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中國發展的不平衡性通常被認為是缺點，但這一特性可以使龐大的需求潛力分階段釋放，從而使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更長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是一個優點。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缺陷，制約著需求潛力的發揮。伴隨著近年來經濟特別是投資的高速增長，新的結構性矛盾也在積累，潛在的財政金融風險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第二，產業發展的基礎進一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得到鞏固，工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取得進展，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條件繼續改善，國際競爭力有所提高。這次危機中中國出口在總量下降的同時份額上升，對中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是一個直接檢驗。另一方面，中國總體上仍然處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中低端。“十一五”期間中國服務業的比重基本沒有提高，公共服務、生活服務、生產性服務水平等都有待提升。
　　第三，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仍會繼續保持并得到質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斷提高，中國高素質勞動者群體隊伍不斷壯大，形成了新的以“較低成本、較高受教育程度和素質”為特征的人力資源新優勢。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土地、水資源、礦產資源、勞動力等各類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中國發展所依賴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雖然還可以保持一段時間，但逐步減弱的趨勢已經出現。另外，人口老齡化問題將在“十二五”期間逐步顯現，導致“人口紅利”逐步減少。
　　第四，近年來節能減排力度較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態環境狀況出現局部改善，但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對發展的制約總體上沒有緩解，有些方面還在加劇。與此同時，近年來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呈現增多趨勢，提高應對和處置危機能力，保護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減輕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面臨新的挑戰。
　　第五，“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得到更多的關注和重視，特別是近年來采取了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社會建設步伐加快，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有所提高，區域差距趨于縮小。但社會發展滯后的問題仍未根本解決，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利益協調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依然突出。
　　第六，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們已經形成了既獨具特色和優勢、又符合市場經濟通行原則的經濟體制，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這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再次顯示了中國獨特的體制優勢。“中國模式”也成為一個時期來的熱門話題。但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深層次的問題。我國發展方式存在的諸多矛盾，都與這些深層體制問題相關。

　　發展模式要適應階段要求

　　從這個角度說，“十二五”期間要趨利避害，因勢利導，必須著力解決好以下四個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內需與外需之間、儲蓄與消費之間的結構不平衡，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二是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要素成本上升、傳統競爭優勢減弱的壓力日益增大。三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不協調，在傳統生態環境問題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劇的同時，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又成為我國必須長期面對的重要挑戰。四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協調。
　　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可歸結于一個主要矛盾，即現行經濟發展方式與新階段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新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我們認為，應當把推動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作為十二五期間發展戰略的一項核心任務。
　　發展方式或“增長模式”的轉變已經講了許多年，之所以沒有取得全面的、實質性的進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與發展階段有關，也就是說，在過去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現有的發展方式還有一定的適應性，還可以維持，還有一定潛力。但進入十二五時期后，情況將會發生重要變化。
　　一是過去可以維持的一些因素已不具有可持續性。例如，危機后由于美國等儲蓄消費結構的改變，中國的出口市場將面臨結構性改變；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很可能使一些行業原有的基于低成本競爭的商業模式無利可圖。
　　二是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30年，估計這樣的增長勢頭還可以延續十年左右。當然，這方面的估計有較大差別。但增長的中低速度時代總是要到來的。中國現有的增長模式是“速度效益型”的，低于7%，相當大量的企業是要虧損的。
　　三是一些年來的投資高速增長已經積累了一些新的金融風險。之所以有風險，說到底還是一個發展方式的問題。只有重視并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才可能控制已有的風險，并防止形成新的問題，才可能使中國經濟在以后的發展中減弱或避免大的金融動蕩的沖擊。因此，“十二五”時期很可能是一種重要的轉折期。如果發展方式的轉變沒有實質性推進，將會面臨突出的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

　　推動政策調整 實施四大戰略

　　我們認為，“十二五”期間應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從而推動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
　　第一，以農民工市民化為重點的城鎮化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取得重大進展，城鎮數量、城鎮人口規模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增長1978年到2008年，我國城鎮化率由17.9%提高到45.7%，年均提高近0.93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由1.72億增加到6.07億。即便如此，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水平仍落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持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使大多數農民不再是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少數繼續從事農業的人群走上產業化、現代化的道路，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中國擴大內需的最具潛力的領域。
　　推進這項戰略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支持。首先要促進城鎮就業崗位持續增長，為此需要放寬準入限制，特別是服務業準入限制，鼓勵競爭，支持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發展，正確處理產業結構升級與擴大就業的關系，加強職業培訓等。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多渠道籌集和補充社會保障資金。要積極而穩妥地調整農民工市民化政策，比如，有些地方探討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保障性住房的覆蓋范圍。有關政策應逐步完善。
　　第二，以完善社會保障和擴大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的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戰略。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明顯偏低。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4.4%，社保與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為10.9%，此兩項合計占比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整整16.1個百分點。
　　假設政府支出結構從2010年起，能逐步向同等發展階段國家平均水平調整接近，到2015年醫療衛生、社保與就業兩項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逐步上升到28%(平均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左右)，同時保持教育的持續投入，并不斷提高均等化水平。經初步模擬測算，到2015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可以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有望超過40%。2010到2015年6年中，各年平均可帶動居民消費增加約1.3萬億。
　　以國有企業的收益和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仍然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國有一個初步研究，如果把部分國企紅利和部分增長收益以社保預算基金的方式集中起來，每年可以籌措4500億元到7000億元的資金。這樣就可以在國有企業保值增值的基礎上，為社保基金提供重要支持，由此也可以更好地體現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在新形勢下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所承擔的特殊職能、所起的積極作用。
　　要改進我國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在公共服務事務方面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
　　第三，提升中高端產業競爭力為重點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
　　近年來各種要素價格快速上漲，企業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空間逐步縮小。據統計，從2003年到2007年我國制造業平均工資上漲了約70%，平均每年增長13.7%。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土地價格也不斷攀升。可以預見，未來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場空間縮小的壓力仍將會持續。保持我國產業和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穩定和增強我國產業的競爭優勢，必須在保持和延續原有中低端競爭力的同時，逐步培育和形成產業的中高端競爭力。
　　國際經驗表明，處在產業中高端的競爭力，才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有潛力出現這類產業的領域，包括體現國家戰略要求，由國家直接大量投入支撐的產業，如航空航天產業，大飛機計劃的實施；具有顯著市場和生產規模經濟優勢的產業，如鋼鐵、有色、化工、汽車等產業；以較強的生產制造能力為基礎，同時具有一定研發設計能力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如電信設備制造行業；以勞動密集和產業配套優勢為基礎，同時具有研發設計、市場營銷、品牌等優勢的產業，主要是輕工、紡織服裝、部分電子機械等產業；由于技術重大突破，形成新的技術平臺和發展機遇的產業，如平板電視對電視行業發展帶來的沖擊和機遇，汽車、電子通訊、互聯網等領域也醞釀著這樣的機遇；從全球范圍看處在技術前沿的新產業，如新能源、環保、物聯網等。當然，哪些產業有長期競爭力，將取決于市場競爭。
　　第四，以促進節能減排增效和生態環境保護、降低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為重點的綠色發展戰略。
　　中國政府已經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減排目標，并制定和實施相應的行動規劃。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應加快形成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長效機制。
　　建立這樣的機制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由政府設定相關規則，利用市場機制引導減排資源的分配，其關鍵是要建立起一個包括排放權交易、聯合履約、清潔發展機制、碳稅、技術標準和管制在內的多元化減排體系。可考慮在各省之間按人均歷史累積的原則分配碳排放權，建立起省級排放賬戶，并以此賬戶為基礎建立起一個多元化的、靈活的減排實現體系。在統一的賬戶體系內，各省可靈活選擇減排方法，比如，既可以通過征收碳稅促進真實減排，也可以通過購買排放權平衡本省的賬戶。不同方法在各省同時存在，相互補充和競爭，以促進節能減排資源最有效率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