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確定未來一年的經濟發展基調——平穩增長、結構調整、夯實三農、深化體改、穩定出口、保障民生。核心是穩增長，調結構。

　　“穩增長”無需要擔心

　　“穩增長”需要擔心8%嗎？完全沒有必要。中央政府從4萬億刺激計劃中找到了信心。實際上這是屢試不爽的一招，例如在上一次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這其實也是美國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精髓和日本1990年代開始的反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時的常用套路。盡管觀察者們會指摘和質疑政府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但非常時刻，非常舉措。正是這個量級項目的支持，中國真正挺住了經濟危機正面沖擊的第一波，贏得關鍵且寶貴的信心以及調整的時間和空間。2009的V型反轉讓決策層信心堅定，增長全無懸念。
　　但實際上中國發展的新故事和新征途，才剛剛開場。2010年中國經濟由非常（艱難）時期進入轉折時期——對內，面臨即將關閉的人口紅利窗口（如果不調整生育政策的話，大致在2015至2020年），屆時恐怕城市化和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中國人就會未富先老，使得經濟進入一個低水平均衡和中等收入陷阱。對外，則面臨日益縮小的全球化紅利窗口，貿易摩擦、匯率升值進一步壓縮中國制造的銷售市場和利潤空間，外向型經濟的成長空間受到制約。

　　調結構仍舊困難重重

　　突出重圍的方法是唯一的——結構調整。調結構仍舊困難重重，這是個每次必談，還得再談的老話題。調個結構咋就這么難呢！因為生成目前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原因是路徑依賴的，它的核心實際上是被張五常稱為所謂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縣競爭制度——GDP錦標賽。中國有2861個縣級行政區，在財政分權，行政集權的現行體制下，幾乎每個縣都制定有自己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都在招商引資，都想上產能（不管是先進還是落后），都在搞基建爭項目，要融資獲取資金（不管是賣地、從銀行借還是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渠道），正是這種力圖造福一方和獲得行政序列上升獎勵的比賽所激發出來的各級各地行政主體的熱情，加上普羅大眾實現求富愿望的干勁，成就了中國這30年讓人瞠目結舌的快速增長。一個基礎差，底子薄的，還分在不發達國家組的選手，30年跌跌撞撞一路狂奔，居然跑出了個全球團體總冠軍。
　　但在另一方面，這個GDP錦標賽制度，也產生它的各種副產品——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盲目追求城市形象，基本建設戰線拉長，土地財政依賴性過大，政府人員、機構冗余，稅負全球第二，地方財政風險上升——中國目前經濟中各種弊病都由此而來。眾所周知，由于存在合成謬誤，個體最優未必全局最優，中央和地方始終存在著政策博弈，每當中央著手嘗試去解決這些困擾已久的問題時，棘輪效應每每顯現——擴張簡單，總量壓縮和結構調整費勁。有時中央被迫動用行政手段，例如鐵本事件；或者國進民退，例如山西小煤窯，費時費力，收效甚微。

　　優化制度揚長避短

　　怎么辦呢？是不是放棄以GDP考核的這套縣競爭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做的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優化制度來實現揚長避短，為了繼續保持這個制度的優點——鼓勵地方上的發展干勁，同時去掉由于“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帶來的盲目性和控制整體風險，操作上無非兩條線索：
　　一是減少競爭主體總量，減少GDP錦標賽的參與選手數目。例如目前在浙江、安徽等18個省試點的省直管縣模式，就是通過減少行政層次，力圖推動財政和行政上的雙直管。最近一年，中央政府一直在批復都市圈或者重點建設區域的整體規劃，使得中國經濟布局的三縱兩橫呼之欲出，沿海線——京廣線——蘭渝成昆線——長江黃金水道——隴海北疆線，在這些線上布局的40至50個超級城市和都市圈將成為未來參與競爭的主要選手。當新一輪重點建設和城市化集聚在數目有限的超級都市圈及其周邊衛星城鎮系統時，抓大放小就會強化中央政府的協調指導能力，也更容易實現政令暢通。
　　另一方面，在這些新的（超級）城市實施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模式，會使得行政層次扁平化，極大的提升行政效能。而且如果進一步的投資都限制在這些有限的重點建設區域，投資密度和強度的提高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虹吸效應就會全面顯現，輔助于放開戶籍、提供廉租房等城鄉統籌政策，人口和產業自然就會開始聚集，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到渠成，從而有可能真正實現在聚集中走向平衡增長。再輔助于改變競爭主體行為模式的考核機制，例如在現有考核指標體系下增加考核民生方面和考核同環保節能潮流相適應的減排指標。這既符合可持續發展潮流又可以敦促決策主體統籌考慮，使得產業結構和城市布局更趨合理。

　　調結構考驗決策者智慧

　　政策看點——在操作層面，完成結構調整目標，依舊考驗決策者的智慧，他們必須靈活穿插著同時運用市場和行政兩套手段去完成任務目標，例如在實體經濟方面，考驗規劃官員的統籌能力，投資官員的項目甄選能力，商務官員的政策引導能力；而在貨幣政策方面，則要求央行官員做得更好，超越簡單總量政策（基調寬松），精確打擊熱錢和平息經濟中的過度流動性和投機性；超越僅僅關注主要反映食品價格導向和產能過剩結果的CPI，而關注用美元衡量（被迫緩慢升值）的核心資產的價格水平及其波動性。
　　更大的視野——結構調整實際上意味著同自己的過去和解，是在歷史并沒有被終結后的一種全新的嘗試。這種努力并不是簡單重復這個古老國家曾經經歷的輝煌和苦難，也不是像美國那樣，消費主義的耗盡整個世界資源滿足一部分人的私利，它有著更高層次的追求和更重要的使命，它是集約的、可持續、以人為本和環境友好的，這種嘗試理應具有普世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在這個轉折時期的努力是在開創人類歷史。我們清醒，我們樂觀，我們努力。

（作者系西南證券研究發展中心副總經理，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