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9-12-22 作者:井水明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
|
|
美國《時代》周刊17日宣布，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當選為該雜志2009年度人物，“中國工人”獲亞軍。《時代》稱，中國經濟今年能成功“保八”，歸功于數以千萬計背井離鄉的“中國工人”。因此，“中國工人”成了這幾天輿論關注的熱點。
中國工人是“保八”的最大功臣。《時代》雜志這種具有權威性的定性，向全世界報告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保八”目標，是因為中國工人功不可沒。這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既然中國工人是中國經濟在抗擊席卷全球金融危機的頭等功臣，那么，拿什么來回報“保八”的最大功臣，需要全社會來共同思考。
說中國工人，我們就不得不說為城市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農民工。先來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提出的一個理論——當一個人能夠從其經濟活動中獲得的“個人回報率”接近社會從同一活動中獲得的“社會回報率”時，經濟運行才最有效率。當“個人回報率”遠低于
“社會回報率”時，個人就不會努力為社會創造價值了，個人的閑暇時間也就升值了。通俗地講，就是當一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時，他能從這種貢獻中按正當比例分得“紅利”，那么，在利益的激發下，許多人都會爭先恐后地造福于社會。如果取消這種紅利，或者只獎賞很小的紅利，和其對社會的貢獻遠不成比例，人們就寧愿閑著也不肯干事了。
從這一理論的角度，來正視中國工人、特別是背井離鄉的農民工的“個人回報率”與“社會回報率”之比，就不難發現，他們干著城市里最苦、最臟、最累的工作，工資收入、生活待遇及精神享受都無法與他們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成正比。近年來，企業中頻繁出現“民工荒”，許多農民工離開城市、離開企業，返回家鄉創業，正是他們的“個人回報率”沒有得到企業紅利回饋，延伸到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回報率”。社會既沒有在經濟地位上給予他們足夠的收益，也沒有在政治地位上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更沒有在生活待遇上幫助他們實現新的生活定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社會現實，逼著農民工為了討回自己應有的收益，不惜采用極端方式來討薪。
無法回避的現實是，農民工正實現著世代交替，現在的農民工主力已是“80后”“90后”，這些農民工的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遠遠不及“60后”“70后”農民工，對薪水和工作環境的要求卻非常高。雖然“80后”“90后”初次進廠打工的年齡，與“60后”“70后”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城的年齡相當，但是，與他們的父輩相比，“80后”“90后”受教育程度更高，社會見識更廣，對未來生活的期待更高，相應的，對自己權利的維護，對政府責任的訴求也更高。從社會角度看，他們對企業、對政府更多的訴求，正是對他們父輩當年所忍受痛苦的糾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訴求會成為推進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力量。這就是在公共治理所提供制度的激勵之下，企業應該善待工人——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安全的工作環境，更有前景的職業能力塑造等。
《時代》雜志站在一個外國媒體的角度提醒國人，把工人創造的紅利切實地回報給他們，是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當我們在面對農民工這個為中國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立下汗馬功勞的特殊性人群時，任何只圖索取不知回報的做法，必然會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埋下無法回避的隱擾。
由此可見，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政府應該通過政策性規定，一是提高他們的工資性收入；二是幫助他們在城市定居提供低廉的住房；三是將賦予城市居民的一切權益無條件地賦予他們；四是保證他們養老、醫保、傷保、孩子入學等福利待遇應保盡保、應享盡享。并且需要設計出靈活的制度，讓這些政策可以跟隨工人的遷移而移動，實現他們能夠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相應的回報，使他們的“個人回報率”與“社會回報率”成正比，從而調動和激發他們投身國家建設多作貢獻的積極性和熱情。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