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6日-20日，就在哥本哈根談判針鋒相對、幾近崩盤的時候，牛津大學舉辦了氣候變化和全球治理會議，會議學者來自歐洲、美國、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國等。眾多學者的觀點透露一個共同的趨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種傳統的氣候變化談判陣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哥本哈根進程中，我們已經很難掌控眾多分歧，實現有效的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在延長將近一天后落幕，由美國總統奧巴馬所斡旋的一個政協協議《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獲得大會以附注(take note of)方式通過。盡管美、中、歐、印、日等主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同意了這項政治協議，但部分拉美、非洲和小島嶼國家對哥本哈根協議作了消極的反對。這說明哥本哈根大會在基本政治共識方面也未能取得全球一致，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日趨碎片化，傳統大國主導，或者傳統的南北陣營分野的局面都不能解釋哥本哈根談判的破裂原因了。
　　從氣候變化1990年開始談判以來將近2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發展中國家這樣的一個集團至少有兩個變化。第一個就是從經濟方面來講發展中國家的分化，貧富的懸殊已經越來越大了。第二個就是從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來說，主要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在過去的20年排放是非常多的，47個小島嶼國家和部分的撒哈拉以南的國家也對發展中大國快速增長的碳排放對他們生存的影響頗有微詞。
　　在發達國家內部，美國代表的傘形聯盟和歐盟在氣候變化的認識、應對的方法、國際合作以及與發展中國家要求等諸方面立場逐漸靠攏，在減排方法上都特別注重技術和總量—排放權交易體系，在意圖方面都特別注重清潔能源和低碳經濟競爭力，在行為上都開始特別注重法律和碳關稅，在對發展中新興大國具體減排施壓方面又形成高度默契。
　　美國奧巴馬政府綠色新政的實施和重新謀取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話語權的戰略，加之美特有的單邊主義氣候變化外交行動，導致歐美發達國家陣營出現分化。奧巴馬和中國領導人在哥本哈根談判上發揮了斡旋的領導作用，但是歐盟國家卻擔心這會變成新的中美共治，雖然這種擔心沒有事實依據，但是歐盟對哥本哈根協議和美國的做法非常不滿。此外歐盟和美國為首的傘形集團在減排這個核心問題上的分歧日益明顯，發達國家內部減排陣營已經形成裂痕。
　　在哥本哈根談判中，我們可以通過報道看到，海平面上升會導致小島嶼國家生存出現危機，所以他們參與行動意愿最高，采取極為激進的態度立場。歐盟是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的“旗手”，氣候變化談判和低碳經濟有利于歐盟節能減排立法、政策、行動和技術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經濟技術水平和管理相對薄弱，一方面深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隨著快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需求快速增長，需要維護經濟發展空間；美國能源消費模式是奢侈和浪費型，接受強制性減排指標會傷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始終堅持技術上可行的減排。
　　因此，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特點就是每個國家并非完全平等地從應對氣候變化中受害或者受益，一個地區所遭受的氣候變暖影響可能很大，另一些地區的影響卻是正面的，一個國家既可以是全球氣候變暖的污染源，也可能是受害者，而更多的則兩者兼有。各國從全球氣候變化中受益和受損有差異，有的過度使用別國能源，有的過度使用本國能源，有的基線過低，有的使用效率甚高，因此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涉及的利益非常復雜，利益多元化導致了全球談判陣營的碎片化。
　　全球談判陣營的碎片化的結果是此次哥本哈根會議出現了十多種談判草案、政治宣言的版本，導致氣候變化談判最終難以達成共識。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表示，“《哥本哈根協議》只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一步，未來還有許多路要走”。氣候變化問題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事關人類生存和各國發展，需要國際社會攜手努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重點不在于誰是受害者，誰應該付出代價，而是如何建立共識，通過共同的規范和標準進行合作以減緩變暖的趨勢。在后哥本哈根進程中，防止各種談判集團的碎片化局面將是我們拯救地球的可行之道！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組織與國際法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