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9-12-17 作者:劉軍紅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
|
12月17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將出席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也進入了關鍵性的“峰會階段”。
哥本哈根大會發生了眾多爭議性的場面，各個陣營都不肯輕易讓步。“丹麥文本事件、島國泣訴、罷會風波”連續上演，局面高度復雜。
12月15日，法、德、英、美四國首腦專門舉行了50分鐘的視頻會。輿論猜測，四國可能達成妥協，“從長計議”，優先考慮“政治一致”，以推出不具約束力的“第二軌道”。
但能否達成“第二軌道”仍難樂觀。其根本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無法逾越的“技術鴻溝”，減排手段不對等。
從“聯合國關于氣候變動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框架看，目前，溫室氣體減排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技術減排，即通過構建技術減排體系，實現溫室氣體的根本減排，如“新能源技術體系”、“二氧化碳地下儲留技術體系”及“提高能效技術體系”等；二是聯合國“清潔機制”，即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換取二氧化碳排放權的方式；三是“碳權交易市場機制”，也就是通過在市場上購買二氧化碳排放權的方式。
而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幾乎壟斷了全球最先進的“減排技術體系”，無論是原子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等新能源體系，還是“綠色家電”、“電動汽車”、“清潔型發電站”和“低碳型鋼鐵廠”等生產技術體系，幾乎無一例外地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達與發展之間存在著無法逾越的“技術鴻溝”。
另方面，從聯合國的“清潔機制”看，現實的“技術鴻溝”，讓發展中國家幾乎與之無緣。自從“京都議定書”生效后，日歐等發達國家直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利用先進的技術，“幫助清理化肥廠、鋼鐵廠”，或“治污治水”等，換取二氧化碳排放權，用于自己的達標。這就是日歐等無需政策努力，便可實現達標的妙招之一。顯然，發展中國家并不具備這樣的技術條件，而仍處于“被幫助”的地位，無法使用這種方式實現數量化減排目標。
如此，給發展中國家剩下的減排方式，便只能是開放市場，進口發達國家的環保設備，或者出錢購買二氧化碳排放權，付出高昂的發展成本，甚至導致財富流失，重現南北經濟差距。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圍繞全球氣候秩序的構建，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便形成多維的政治博弈。
早在2007年6月，德國借八國峰會之機，主導歐盟利用環保技術和市場規則優勢，率先提出到2020年削減20%的高指標，并積極發展“碳權交易市場”，確立歐盟標準，以期用碳權主導21世紀的世界秩序。
2008年6月，日本在北海道風景區再辦八國峰會，將“氣候道義”升華為“低碳主義”，變更基準年、擱置碳權交易，設定產業減排指標，直接挑戰歐盟優勢。同時，北海道峰會將目標鎖定中、印、美，主張三大排放國不加入，全球減排無效論。
發達國家的這些“策略變化”顯示出，其目標在于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扶植“減排產業”，壟斷“減排技術”，確保南北差距固定化。如此，氣候峰會恐難達成廣泛一致的“共同而有區別的”公平原則，更無法建立公正合理的氣候新秩序。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