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對于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有觀點認為國際投行是導致中國企業衍生品投資失敗的罪魁禍首，而企業追逐高額利潤套利投機則是本源性推動因素。我們認為，央企金融衍生品浮虧的關鍵卻并非如上兩點。
　　對國際投行而言，盡量設計滿足客戶風險與收益需求的衍生品產品原本就是其職責所在，這一操作過程固然有可能融合各種利用客戶的思維盲點所加入的不利條款，但整體上，投行之間也存在競爭，誰也不能否認作為金融生態圈核心組織的國際投行的作用。至于企業追逐高額利潤套取暴利，更是企業的基礎動力。任何一家企業利用本企業對于某類行業的了解，無論是進行實體層面的套利投機，還是金融產品的套利投機，都是其提高經營業績的必然行為。但任何一類投資都有虧損的風險，企業需要的在投資決策之前預估風險與收益的邊界，進而在邊界內選擇相應的投資組合。
　　從這點看，央企敢于接軌國際衍生品市場，其實是值得贊賞的，只是在具足膽魄之外需要配備足夠的投資人才等內功而已。另外，從國際投資的整體業績橫向比較看，業績不佳的知名投資機構為數不少。當市場平均收益整體下降的時候，央企投資出現虧損其實并不奇怪。而且，因為是浮虧，在市場曲線上揚時未必沒有挽回空間。
　　對國資委而言，央企整體的衍生品投資浮虧應該是在現有國企經營投資約束下，在當前特定外部經濟環境下的投資業績。對于前者，無論是顯性的規章制度等硬約束還是模糊的默許式的軟約束，相信央企的負責人在作出投資決策之前有相當的評估。也就是說，后者對于投資的收益虧損對于自身企業經營和自我薪資甚至仕途都有一定考慮。
　　因此，解決央企衍生品投資虧損的策略應該在于將央企部分模糊的投資約束顯性化和硬性化。例如，此次有26家央企是未經批準擅自在境外從事期貨、期權等場外(OTC)交易業務。這從另一個方面表明，央企對此類違規的懲罰預期并不明朗，至少在投資決策的選擇范圍內并不將其當做實在的硬約束。央企投資管制的模糊性和負面激勵機制不足給了這部分央企以操作空間。
　　對于合規投資，但虧損額度或比例超出國資委預期的企業，在對其負責人的懲罰機制上需要有明確界定，無論是從職位調動還是薪資變動上與投資收益直接綁定，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約束效果。甚至可以將央企負責人的投資風格轉向保守化，進而降低央企整體的投資風險。對于央企整體，在投資額度和潛在虧損的規定上可以更加細節化，如衍生品投資不得超出總營收多少比例等。超出預期虧損之外的數額直接與相應的央企負責人的薪酬計算模型綁定，進一步加大管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