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的作用是中國“十一五”計劃的關鍵目標之一。中國近幾十年來的整體經濟增長和發展確實令人矚目，但也伴隨著一些失衡現象。消費的作用相對較弱且不斷下降，與收入差距擴大、大量使用資源及其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貿易順差上升等并列為中國目前的主要失衡現象。產生這些失衡主要歸因于中國的資本密集型和以工業為主導的增長格局。“十一五”計劃的目標就是糾正這些失衡現象，部分是通過調整增長格局。
　　實際上中國在過去十年消費已漸趨活躍，2003年以來總消費量（私人加公共消費）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8%。出現政府試圖解決的失衡問題，原因是消費與服務長期滯后于投資與工業，在此期間投資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為11.9%。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高層領導人強調，在“新常態”中出口前景更加疲軟的情況下，經濟再平衡和向內需要增長變得更為重要。
　　中國的短期危機應對政策主要著眼于投資，但也有助于保持消費增長。四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劃大大推動了基礎設施投資，但有些政策措施也直接有助于消費，譬如農村消費補貼、減稅、提高養老金水平等。而且政府加強了在衛生、教育、社保融資方面的職能，減少了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財政刺激及其影響也幫助遏止了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消費者信心下滑的趨勢。
　　但是，要想促進消費在中國經濟中持續發揮作用，還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隨著目前經濟復蘇得到鞏固，把政策焦點從短期刺激轉向結構改革是有空間的，以此實現增長格局的再平衡，從內需中獲得更多增長。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做法是什么？
　　我認為，加強消費的作用應成為增長格局整體再平衡的一部分，減少對工業和投資的倚重，更多地強調服務業和消費。這種轉變的結果將導致更加勞動密集型的增長，創造更多的城市就業，并由勞動力需求上升對工資產生上行壓力。通過提高工資和居民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可以以經濟上可持續的方式加強消費的作用。通過重新平衡擴大產能與擴大消費能力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減少外部不平衡（貿易順差）。轉向勞動密集型的城市經濟增長還有助于減少農業中的富余勞動力，從而提高農村人均收入，進而擴大農村消費能力。再平衡還有利于降低增長的能源和資源強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什么樣的政策最為適宜？
　　在近年來取得長足進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政府在衛生、教育和社保融資中的作用仍有空間。此外，有兩個領域的結構改革是關鍵。
　　改革的一個重要領域是采取措施確保中國今后增長更多地以服務業為主導，減少對工業的依靠，將新的資源引導到增長性行業，這就要求提高服務行業生產相對于工業生產的吸引力。這意味著通過提高目前定價過低的工業投入品——譬如土地、能源、水、電、環境和資本——的價格，取消對工業的補貼；也意味著增加私營部門的參與，消除若干服務行業的進入壁壘。實際匯率升值也會有助于改善服務（非貿易品）相對于工業品（貿易品）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推進金融行業改革可以改善中小企業和服務業企業的融資渠道。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分紅改革可以有助于將企業收益高效率地引導到政府消費或成長性行業投資上。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也有利于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費以及效率提高（通過提高資本成本）。
　　改革的第二個主要領域是支持面向城市的更成功的永久性的人口遷移，以培育勞動力密集型、服務業導向和以消費為基礎的增長。中國的傳統人口遷移模式意味著家庭成員往往留在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把大部分收入儲蓄起來寄回農村。這種模式對于以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為中心的傳統增長格局發揮了良好作用。然而，增長格局再平衡要求調整人口流動模式。如果農民工能帶著家屬進城，農民工子女能到普通城市學校就讀，他們就會開始將更多的收入在城市消費，這樣就會啟動強大的“回饋”效應，促進城市服務業活動、就業和消費。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服務業活動大部分不是高端的，然而鑒于城鄉生產率還存在巨大差距，這種城市就業的增加可以促進整體經濟增長。通過提高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質量，這種人口遷移模式也有利于長期的生產率增長。
　　更成功的、永久性的人口遷移要求進一步開放戶口制度，開展與此相關的政府間財政制度改革，給予地方政府資助必要的公共服務的手段和激勵。擴大從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基于規則的財政轉移可能也需要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而允許城市政府從人口遷移中獲得財政收益，例如通過征收財產稅，也會有所助益。推進土地改革可以通過促進土地整合和機械化增加農民工的流動，同時也能提高農村收入和消費水平。

（作者為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