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輪奔流不息的全球化浪潮源于何時？
　　——源于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出口，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
　　——以此作為新全球化起點的理由何在？
　　——因為它開啟了全球貨幣和資本洶涌波濤之閘門。

　　“尼克松沖擊”是這一輪金融全球化，抑或全球金融化大浪潮的開端，這是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基本共識。對于人類貨幣金融史來說，“尼克松沖擊”也是重要的里程碑。它標志著人類貨幣徹底完成了從實物貨幣時代向純粹信用貨幣時代的轉折；標志著人類貨幣徹底完成了從有錨貨幣時代向無錨貨幣時代的轉折；標志著人類開始從固定匯率時代轉向浮動匯率時代。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反復論述一個基本觀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固定匯率體系之崩潰，宣告一個嶄新全球經濟體系降臨。最顯著的特征乃是全球主要貨幣匯率相互浮動。”
　　但對于一個延續至今的大時代的轉變，依然是一個充滿“迷思”的大轉變。金融全球化至少在五個層面，至今沒有滿意的答案，我們可以稱之為“五大迷思”。
　　第一，看起來熱鬧非凡的全球化時代，但全球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卻大幅度下降。
　　根據麥迪遜教授的深入研究，與布雷頓固定匯率時代（1950~1973年）相比，浮動匯率體系降臨以來（1973年之后），全球真實經濟增長速度皆普遍大幅度下降（中國是例外）。
　　比如，美國經濟從年平均增長3.93%降到2.99%；日本從9.29%降至2.97%；德國從5.68%降至1.76%；英國從2.93%降至2%；拉美從5.33%降至3.02%；非洲從4.45%降至2.74%；唯獨中國從5.02%升至6.84%；但全世界合計從4.91%降至3.01%。
　　人們高唱全球化的千般好處、萬般利益，結果真實經濟增速反而大幅度下降。這是全球化時代“最難解之謎”。
　　第二，美國從債權國迅速演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和“最后消費者”（the　world’s　spender　and　borrower　of　last　resort）。
　　全球資金竟然大規模從貧窮落后國家流向最強大、最富裕的美國，與19世紀后期的全球化浪潮完全相反，這似乎亦違背基本經濟學常識。
　　第三，全球貧富分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著名經濟學者杰弗里·薩卡斯及其合作者多年的詳盡考察表明：盡管非洲、拉美和亞洲發展中國家之絕對收入水平有顯著提升，然而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卻反而持續放大。
　　第四，金融資產或虛擬經濟與GDP的比例暴漲。
　　上世紀70年代，全球金融資產與GDP之比還不到100%，今天已經超過400%。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相背離，尤其是發達國家虛擬經濟規模增速最快，成為全球化最顯著特征。
　　第五，與此相應，就是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
　　從1945年到1971年，全球僅僅發生38次小規模匯率危機和銀行危機，然而1971年至今，金融危機次數超過150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就不下10次。
　　系統闡釋“五大迷思”，是當代國際宏觀經濟學、金融學面臨的主要挑戰，相關理論假說不下數十種，光解釋全球失衡（迷思之二）的學說就不下8種。各有道理，皆不完善。
　　我最感興趣的是迷思之四。曾經構思“真實經濟—虛擬經濟—貨幣信用”一般均衡模型，證明全球失衡的根源并非伯南克所說的“全球儲蓄過剩”，而是“全球貨幣和信用過剩”，美國的匯率政策則是推動全球貨幣和信用過剩的關鍵力量。
　　概而言之，美國的匯率政策是：通常情況下，美聯儲對美元匯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即采取所謂“善意忽視”（Benign　Neglect）策略，其貨幣政策完全以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為依據，美元匯率不是貨幣政策的考量或變量。但是，當經常賬戶急劇飆升或對外負債急劇增加的時候，為了促進美國出口、改善美國國際收支、降低美國對外凈負債，美聯儲會通過入市干預或要求別國匯率升值等諸多手段，讓美元貶值或者放任美元貶值。當國際社會對美元信用有所質疑、資金流入美國速度大幅放緩之時，美國政府則會高唱強勢美元，甚至主動入市推高美元匯率。
　　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美元貶值超過40%，2001年之后美元相對主要貨幣持續貶值（幅度超過30%），是美聯儲主動促使美元貶值之經典案例。須知美元貶值是美國賺取資本收益、降低對外凈負債的主要手段。譬如2001年到2006年，美國對外總負債增加3.856萬億美元，凈負債反而減少1990億美元，即美國凈賺資本收益4.055萬億美元，其中美元貶值直接貢獻了8920億美元；資產價格變動凈賺3.163萬億美元，手段就是迫使其他國家貨幣匯率升值、制造資產價格泡沫，從而為美國擁有的外國資產賺取高收益。
　　易言之，美國的匯率政策可謂是“予取予奪、隨心所欲”。需要貶值時，可以很方便讓美元貶值；需要升值時，亦有多種手段讓美元升值；不聞不問時，則任由外部力量決定匯率走勢。該匯率政策之關鍵條件，則是浮動匯率。浮動匯率體系創造了國際貨幣和信用自動無限增加的內在機制，今天少有學者對此有深刻詳盡的闡釋。
　　國際貨幣和信用自動無限增加的內在機制，尤其是儲備中心貨幣美元的貨幣供應量和信用的自動增加機制，包含三個層面：
　　第一，匯率浮動迫使各國不斷增加美元儲備，這即是所謂流動性需求，以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匯率急劇動蕩，由此創造出持續擴大的美元基礎貨幣需求。
　　第二，匯率浮動迫使企業必須參與風險對沖，并由此衍生出龐大的外匯投機買賣，從而創造出全球性的美元外匯市場，全球近90%的外匯買賣以美元為對手貨幣。而美元流動性越高，流通范圍就越廣，需求量就越大。
　　第三，各國政府、企業和個人手中累積的龐大美元貨幣，必須要尋找一個安全的投資場所，那就是美元債券市場。美元儲備越多，美元債券市場就越大，流動性就越高，其他債券市場就越是無法替代美元，歐元債券市場也難以抗衡美元債券市場。
　　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柯伯所說：鼓勵各國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乃是“套牢”各國外匯儲備資金的最佳手段。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曾經說：美元債券市場如此龐大，任何外國政府或投資者（包括中國在內）拋售美元債券都不會對美元利率產生災難性沖擊。
　　以上我們解構了美國的匯率政策和金融戰略，其核心一是浮動匯率機制，二是美國的匯率政策，即平常不干預，但在“需要時”則動員包括外交政治的所有力量推動匯率變化。其目的只有一個，全球使用的國際貨幣只為單個貨幣發行國的利益服務。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