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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輿論事先預測，G20成員國高層領導人將同意在匹茲堡峰會上統一撤走經濟刺激措施，各國高層領導人同意將更多地使用“退出策略”一詞。然而，峰會的公報草案則稱：“在全球經濟恢復穩定增長之前，我們將繼續采取措施；與此同時，我們將避免過早退出經濟刺激方案�！边@表明，當前各國對于經濟復蘇的信心還不夠強大，經濟刺激方案的效果并不明顯。
時至今日，各國政府對經濟刺激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經濟復蘇的速度依然低于預期，許多國家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而各大金融機構仍在承擔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損失。這顯然是G20不愿過早采取“退出策略”的主要原因。
其實，對于該在什么時候采取“退出策略”，還可從另一個角度，即未來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局勢來思考。如果說，我們判斷出未來會出現高增長低通脹時，那當然無須退出；但如果會出現生產停滯、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并存的經濟“滯脹”現象時，那現在就應及時剎車了。
當然，經濟學家不是算命師，也不是科幻作家，對于中國的發展前景，我們只可依據理論推導和歷史經驗來推測未來發展趨勢。慶幸的是，上個世紀70
年代到1982 年美國所經歷的“滯脹”，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借鑒。
綜合多個學派研究者的事后分析，美國在上世紀70
年代的“滯脹”的成因，主要有四個方面：社會福利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政府管制政策。首先是社會福利政策扭曲了市場合約，惡化了生產效率。20世紀60年代，美國第36屆總統約翰遜提出了建設“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內政綱領，擴大了政府對社會福利所承擔的責任，頒布了有關就業、醫療、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發展等一系列法律。這種大規模的政府轉移支付的福利支出直接扭曲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自由合約，直接導致了生產率由上升轉為下降。與此同時，工資福利水平卻在不斷提高，以至于1970年后工資上升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增長。
其次是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了貨幣供應量過大，造就了通貨膨脹�？ㄌ卣�1977年執政后開始實行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77年至1979年3年間M1的增長創戰后最高記錄。這導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貨膨脹率上升至12.7%。1976年第四季度至1979年第四季度，在黃金和石油價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時，美元不斷貶值。因為，過多的貨幣供應只是在取得“短期成效”的同時，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推到更高水平的均衡。
再次，美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擠壓了生產性投資，促成了惡性循環。通過政策來增加政府投資，不過是政府投資來代替了私人投資。這些非生產性項目的政府投資一方面擠出了生產性投資，減少了企業雇工人數；另一方面使得整個社會的生產量減少，部分地導致通貨膨脹。
最后，政府管制政策破壞了市場機制，引致了尋租和腐敗。伴隨著羅斯福的“新政”的展開，美國在“命令與控制”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政府管制制度和一大批管制機構。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聯邦管制機構平均每年發布規章7000多件，管制成本平均為6400多億美元，造成了市場的扭曲和低效率，以及尋租和腐敗的產生。
美國30多年前的教訓，提供了許多值得我們思索的東西。當前，筆者以為，我們尤其需要對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隱患保持高度警惕。比如，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并未使雇員得到更多利益，卻埋下了大量合約解除，生產率下降的隱患。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在收獲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風險。與此同時，以減少“過剩產能”和“結構調整”為指向的管制政策也開始減弱市場的自動調節功能。這從最近黃金價格持續上漲、股市大幅動蕩、就業壓力加大等現象中，都可看得比較清楚了。
那么，如果立足于防止長期“滯脹”的到來，該如何采取“退出策略”呢？簡單地說，這個策略大致包括以下幾項：控制貨幣供應，扎緊貨幣水龍頭；開放民營經濟投資領域，疏通投資渠道；設法促進合約的自由簽訂；放松企業、金融、工資等管制政策，激勵自由競爭�？梢源_信，只要給了企業和個體在經營上更大自由，面臨競爭的威脅，他們就會采取新的市場、技術和組織上的做法，這才是實現經濟復興的必由之路。
哪個國家最先采取“退出策略”，就有望取得未來十年的領跑優勢。
（作者為廣州景基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