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吉林通鋼集團通化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職工因企業重組聚集上訪。在協調過程中，重組方一名管理人員（陳國軍）被部分上訪聚集職工毆打致死。省國資委宣布建龍永不再參與通鋼重組之后，聚集的職工才逐漸散去，通鋼重組就此劃上了悲劇性的句號。
隨后此事在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對重組的質疑聲不絕于耳。
事實上正是國資委導演了整個通鋼的重組過程。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國資委發布《關于對通化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整體改制重組實施方案的指導意見》拉開了通鋼改制的序幕。這一方案引入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改制目標，建龍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通鋼的。在該方案中，國資委仍是主要控股方，建龍只是第二大股東，但在日常的管理中卻享有真正的決策權。在此期間，建龍將大量的民企管理經驗帶入通鋼的經營當中，但由于在管理理念及方式上存在重大差異，尤其是在職工待遇上的分歧，這次合作并不愉快。通鋼效益下滑，工人福利急劇下降，激起了職工的不滿。2009年7月，國資委再次發出改制通知，建龍將增持通鋼股份達65%成為第一大股東，通鋼由國有控股公司轉變為民營企業，公司性質發生實質改變。終于使之前職工對建龍積累的不滿爆發，造成了7月24的暴力事件。
相關資料表明，兩次重大改制方案都是由國資委單方面做出的。期間無論是通鋼的管理層，還是普通職工都并不享有表決權，其他政府機構也并沒有履行相應的監督職責。這難免會使人對國資委的改制方案提出質疑，國資委的決定依據是什么？國資委與建龍之間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協議？通鋼的改制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職工的利益，還是某些少數人的利益？為什么在整個利益格局中，國有資方和企改方面都沒有獲得改制帶來的效益？面對種種質疑，國資委緘口不言，也正是改制過程中的政府沉默，才使得政府與群眾之間的誤解越積越深，從而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
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監督機構，集出資人、監督者與管理人三職于一身，對于國有資產的處分擁有決定權。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國資委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特設機構。作為行政機構的國資委履行的應是國家管理職能，卻又掌握著國民所有財產的處分權。相對國家管理權的抽象概念，國民所有財產必然是具體的。因而也就有了像通鋼這樣的國有財產歸屬和管理問題。
對于全民所有財產，誰才享有最終的處分權？這是國企改革以來一直爭議最大的問題，重擔最終落在了國資委的頭上。然而問題在于，國資委僅僅是國務院的下屬機構，組成人員全部為行政人員，并沒有民意代表，他們僅僅是全體人民的委托代理人。而且這種委托是在國務院的授權下實現的，存在著雙重代理關系，國資委的權限本應受到嚴格限制。至少從代理的法律權限來看，代理人對于所代理的資產的重大處分權需要經過所有人的同意。對國企來說，企業的設立、撤銷或內部管理體制的變革應為重大事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以下簡稱《國有資產法》）規定，國資委僅有資產收益和參與重大決策的權利，并沒有對企業的設立、撤銷或管理體制變革的最終決定權。可在通鋼事件中，無論是最初的股份制改革，還是后來的“國退民進”，都粗暴的行使了變更國有資產性質的權力。對吉林省最大鋼鐵企業的改制，吉林省人民卻沒有發言權，改制操縱在少數幾個國資委的人手中怎么會不產生問題？整個改制過程中蠻橫的行政作風充分暴露了國資委在管理國有資產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國資委同時享有資產監督權與處分權，在管理國有重大資產時，其權力沒有受到任何限制，難免會將國有資產演化為國資委少數人的資產。正是這種集各項大權于一身的角色使我們看到了通鋼改制中國資委專斷的姿態。在改制過程中根本沒有顧及改制方職工的接受能力，也沒有考慮改制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國資委享有權力卻不需要承擔責任，在管理國有資產過程中難免會有監守自盜之嫌。國資委原本擔負著國企改革成敗的重負，擔負著國有經濟能否改頭換面的重托，但是這種混亂使得國資委得以游離在各種制度約束之外，其權利濫用也就不可避免。因而國資委的出現不但沒有扭轉國有資產流失的趨勢，反而在國企改制中扮演了阻礙的角色，對于目前面臨的國企困局難辭其咎。
從通鋼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現有國有資產管理制度造成的財產歸屬混亂。國資委在《國有資產法》上享有國有資產處分權，而國企職工事實上是國有資產的占有者，作為國有資產真正所有者的吉林省人民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雙方蠶食公共利益。《國有資產法》繞過財產所有人擅自把財產處分權賦予國資委，顯然是違背了憲法和財產法的精神。而把國企職工視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獨享國有資源，也是不對的。
在法律上，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國家管理權與國家財產權。這是憲法的規定，也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美國國會作為立法機關，有權決定國有資產的范圍、國有企業的建立、撤銷或企業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凡有關國有資產管理的各種議案均需得到國會的審議通過方能實施。英國國有資產的管理和控制，也是通過議會來進行的。
然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國企改制中的缺位，造成了國有資產少數群體化和國有資產職工化的兩難問題。即形成了全民所有資產要么為少數權利者所有，要么為企業職工所有的局面。這兩者都不應該成為國企所有權人的主體，他們在整個企業改革中作為利益攸關方，難免都會為自己的既得利益進行爭奪，而不會考慮到企業的長遠發展。通鋼事件中一方面是建龍企圖以最小代價侵吞國有資產，另一方面是國企職工不愿放棄優厚的福利待遇。這種利益爭奪最終演化為暴力事件。擔當國有資產管理角色的國資委由于沒有民意的支持，面對職工的群體性事件沒有任何的底氣可言，其窘態可見一斑。如果這次重組方案是由全體吉林省人民決定的，那么也就不會產生國資委的粗暴決策，作為通鋼的職工也不可能因為自身利益而抵制企改。陳國軍的死再一次的為國企改制中的人大缺位敲響了警鐘，也為日后的國有資產管理提供了警示；作為國有資產的真正所有權人，各級人大應該為國企的監管承擔更多的職責為各方利益平衡進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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