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企穩回升關鍵期。在當前實體經濟尚未真正復蘇的情況下，企業家出于慎投或避險的心理，沒有充分把國家釋放大量的流動性轉化為實體經濟增長率，加上近期流入中國的巨額美元外匯，相當一部分資金涌入樓市、股市和票據市場，結構性資產泡沫已經抬頭(非常態經濟條件下只需3-6月就能實現，無需常態經濟下的1-2年)，我國不宜頻繁使用貨幣政策，決策層需要實行政策微調，放緩貨幣投放速度和數量，下半年調整方針應轉向“防風險、調結構”，否則會使貨幣政策陷入“低利率陷阱”。但問題的關鍵是為什么我國貨幣政策刺激內需作用有限，財政政策功能也難以充分發揮？筆者認為：實體經濟恢復較慢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下降太快而內需增長相對緩慢，使得貨幣擴張應并未消化過剩產能；內需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收入差距懸殊和壟斷集團利益固化；收入差距懸殊和壟斷利益固化的原因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滯后，而既得利益固化還使有關政策缺乏廣泛代表性和有效回應性。如果全國上下能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并痛下決心進行改革，既得利益集團愿意退讓部分利益，那么改革也才能進行下去，改革才是中國真正走出危機的最根本出路。

    一、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來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提高全體公民社會保障水平，從而實現內需穩步增長。

    中國經濟最大弱勢在于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瓶頸。我國不僅城鄉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數實際已達0.5，城市居民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在擴大，行業收入差距最高與最低的比值也在逐年拉大，2007年，中國行業工資差距比達到11：1；截至2007年底，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中國人達41.5萬，同比增長20.3%；《2009中國奢華品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超過美國，成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汽車銷量居全球第一位；澳大利亞旅游部門統計，自2008年7月以來，中國內地來澳旅游的人數居各國之首，中國游客人均消費約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費約712美元；但2005年全國仍有10.4%的居民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從儲蓄角度看，2008年中國和美國的儲蓄率分別為51.3%和12%，中國高儲蓄率主要來自企業和政府，2007年企業儲蓄占比達22.9%，為1992年的一倍，家庭儲蓄占比則略有下降。以上事例，一方面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社會收入差距的懸殊，而收入差距拉大是影響消費下降重要因素。
    我國不僅居民總體社會保障水平不高，而且城鄉居民保障水平差距較大，居民社保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偏低，個人社保支出負擔較重。2008年9月，新浪財經網舉行的一次網絡調查顯示，在被接受調查的3000多名的網民中只有6.9%的人有“五金”；從我國衛生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分配情況看，1991-2000年，農村衛生預算支出只占政府衛生預算總支出的15.9%，同期農村衛生新增投入僅占衛生新增總投入的12.4%，因此，我國成為世界上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2004年我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名列世界第188位，位居倒數第4。從政府社保投入情況看，去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為7.5%，遠低于同期美國的30.2%和德國的55.5%，但同時我國對個人征收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障繳費占到了個人工資總額的41%。再次，聯合國預測中國將在2024-2026年前后進入老齡社會。屆時，不僅中國30年來的高速發展所仰仗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可能蕩然無存，整個社會還將背上沉重的養老負擔，因此，“未富先老”是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所遇到的一個重大難題。所以，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覆蓋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適當降低個人社會保障繳費比例(社保收入減少部分可由壟斷國企分紅來補償)，以提高勞動者收入和國內消費能力，不失為一個良策。

    二、要通過壟斷行業體制改革，使民間投資快速恢復增長，并充分發揮其在經濟復蘇中起關鍵作用。

    當前，我國民間資本不僅難以進入金融、通訊、石油、電力等壟斷行業，也難以進入鐵路、民航、城市公用事業、教育、醫療衛生等提供“半公共服務”的行業。2009年中國改革評估報告指出，目前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項，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項，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項，即民資的待遇不僅不如國資，連外資的同等待遇也沒有得到，省級(含)以下政府在此方面難有大作為，需要最高決策層決斷。從資金支持看，銀行貸款投向過度集中在大客戶，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尚未徹底緩解。近期銀行信貸資金流向有以下傾向：在行業結構上，主要向交通運輸、電力煤炭、房地產等行業集中；對單一客戶貸款過度集中，目前有些銀行已超過對單一客戶的貸款不能超出銀行資本金余額10%、對集團企業貸款也不能超過資本金余額的15%的監管紅線；期限結構上向中長期貸款集中，中長期貸款占49%；多家銀行集中授信同一大客戶；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投入的貸款較多，集中度較高。究其原因，是貸款給政府大項目是“有風險、無責任”，而貸款給民營企業則不是這樣，而經濟復蘇必須拉動民間投資，只有民間資本真正啟動了，財政政策才可以“功成身退”，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長34.3%，占城鎮投資總額的49.5%，但仍遠低于常態經濟下民間投資占總投資70%-80%的水平。壟斷給經濟社會效益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最近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中國成品油含稅價格高于美國油價問題，即使考慮了人民幣購買力等因素，在我國職工平均工資只有美國1/10-1/7的情況下，那種認為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符合國情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從我國自身發展歷程看，改革開放30年巨大成就的一個關鍵方面就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因此，要痛下決心，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強化行業之間及行業內部分工與競爭，繼續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三、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來強化公共政策的代表性和回應性，切實維護和保障好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政治學基本原理表明，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就是法治，即憲法的權威不僅要大于皇帝或某個人，還要大于某個政黨、階層或利益集團。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多實行政黨政治，從廣義角度看，政黨在為全體人民或某一個階層爭取和維護各種權益的同時，也是一個利益過濾器，即政黨先抽取一部分利益后再把剩下的財富向其它階層和社會大眾分配(安德魯·海伍德，2001)，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政黨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世界史還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發展與轉型始終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主導、人民大眾廣泛參與的情況下完成的，但關鍵是要形成憲法為核心的法律制度來實現人民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最大利益或保證大眾得到最低程度的權益保障，而不能僅是精英們的“利益均沾”過程。我國四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實踐標準就是一個政黨的宗旨只有符合世界發展潮流，并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訴求相一致時，該政黨才有凝聚力和生命力，否則將被人民唾棄和歷史淘汰。“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鄧小平，1979)。腐敗不僅與民主有關，也與法制建設、文化傳統和社會風氣緊密聯系，雖然處于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也會發生甚至出現普遍性的腐敗，如俄羅斯、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但從長遠看，民主制度對腐敗是能起到制約作用的，對提高全體公民的政治素養、維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乃至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類進步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鑒于我國已在村一級實行普選，有些地方甚至已在鄉(鎮)、縣(市)一級實行直接選舉，當前需要做的是切實抓好基層選舉和先在黨內實行民主選舉制度，逐步積累經驗，科學謀劃和健全制度，在繼續保持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國家日益富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也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國家統一并把我國建設成一個較為成熟的民主國家，這是成本最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轉型，也才是全體中華兒女的真正福祉。(作者為浙江省青年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