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過去中美是全球失衡的兩級，那么未來也將是使全球經濟走向再平衡的兩級，進而會改變危機后的全球利益格局。

　　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從開啟到落幕都引發全球的高度關注。從“中美國”概念的提出，到“G2”模式的構想，再到“中美S＆ED”機制的啟動，中國與美國共同利益的交集越來越大，合作的基礎也越來越堅實。
　　作為全球經濟復蘇最值得期待的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通過這一綜合對話機制為全球復蘇確立了一種合作多于對抗的“后危機時代”的大國關系，以對話溝通的思維方式取代對抗猜忌的思維方式，中美是解決當前危機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事實上，此次S＆ED的最大亮點就是中美在全球經濟再平衡問題上獲得共識，共同謀劃未來發展。一直以來中美兩國都是全球分工體系中最重要的兩級。從全球分工體系來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分工是在價值鏈上比較優勢的分工。全球化分工將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分裂成三類國家：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代表的資本和消費型國家，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生產型國家，以中東、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資源型國家，也有人將這三類國家形象地比喻成“知識生產的頭腦國家、物質生產的軀干國家、資源供應的手腳國家”。因此，在這個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體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升，促進了全球持續20多年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結果更為懸殊，并使全球供需和分工體系維系在“脆弱的均衡”上。
　　就危機本質而言，每次危機都是對失衡的一次糾正，所有危機都是這樣的。因此，糾正全球經濟失衡就需要中美兩國政府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同時需要全球多邊的聯合行動和政策的協調一致。這樣，中美兩國的攜手不僅是聯手應對70年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為全球經濟在危機中盡快復蘇創造條件，更是為未來全球經濟實現平衡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我們可以樂觀預見，危險正在向機遇轉換，金融危機倒逼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世界經濟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
　　眼下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金融、消費和房地產”三大動力已經衰竭，實體經濟和金融要經受較為漫長的休整期。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必須向實體經濟復歸，實現“再實體化、再實心化”。不過美國經濟想要恢復，必須找到實體經濟的新引擎，但是短期看來難度很大，即使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產業轉換的周期也很長，未必能立竿見影。因此，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能放下姿態，甚至放棄很多利益關鍵點(如人民幣匯率問題避而不談)，就是寄希望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發展帶動美國經濟走出危機的泥沼，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拉近中美之間相互依賴的特殊關系。
　　一直以來，中美之間的“互動”一般都是美國提出要求，中國做出回應，可以說，中國處于被動反應中。現在全球危機使得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國可以在中美S＆ED中轉守為攻，爭取更多的利益和主動權。中國在對待中美關系問題上不僅要有戰略，更要有策略。在未來中美金融、貿易、能源的博弈中，中國要爭取更積極的主動權。中國不能僅止步于美國單方的口頭承諾，未來涉及中美貿易平衡、金融平衡以及如何削減美國不斷攀升的債務赤字、如何保障中國資產安全、如何推進全球貨幣、金融、貿易及其分工體系的重建進程等重要的戰略性議題還需通過更深入的機制加以解決。(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