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紹興市正在探索將“針對國企監管的有效辦法”引入民企，指派政府官員為“助企指導員”長駐民企，了解民企經營情況，協助解決一些實際困難。而且還要成立民企黨工委和紀工委，委派官員擔任黨委書記或副書記。紹興作為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如此監管民企，具有一定導向性，據稱已引起浙江不少地市關注。(7月2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企，被稱為“自由企業”，它們的經營活動不受政府干涉，在市場的風雨中優勝劣汰。紹興市指派官員長駐民企，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掌握民企經營狀況，對民企實施“監控”。按照紹興有關方面的解釋，民企關涉就業和銀行貸款，一旦“出事”，政府就得出錢出力“救火”，累及公眾利益。與其事后被動介入，不如提前嚴格“監管”。
　　優勝劣汰是市場法則，一些民企創立、壯大，一些民企衰敗、垮掉，都是正常不過的事。大中型民企承載著大量就業和政府稅收，如果垮掉，社會影響巨大。但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一些民企正由于政府過度的干預和引導，發展擴張過快，外部看來光鮮，內部卻危機四伏。
　　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政府扶持民企都是害民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處理與企業特別民營企業的關系上，理應有自己的邊界，扶持可以是政策上的，也可以是環境上的，公共服務上的，而過度的外部干預，甚至直接介入企業的生產經營，效果可能與善良愿望背道而馳。這里所謂外部干預，排除了合理合法的政府監管，因為監管是市場秩序的信托。從報道來看，紹興對民企的監管困境，根本需要改善的是讓政府目前的監管體系發揮效能，而非把政府之手無限伸向企業。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沒有一種“針對國企監管的有效辦法”？據紹興官員分析，國企有一套相對嚴格的審計、內控體系，重大決策都經過多級論證。但浙江當代經濟發展史，是一部民企淘汰國企的歷史。國企的垮掉，部分原因就是政府的“嚴格監控”，使國企失去活力、效率低下。這種監控，可以控制企業，卻難以給企業帶來競爭力。
　  把政府官員派到民企，可以了解民企的經營狀況，政府可以及時進行風險預警。由于“助企指導員”居中溝通，政府可能幫民企解決一些問題。但在這個幫助與被幫助的過程中，“助企指導員”與民企會不會發展出利益輸送關系，從而破壞市場秩序，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市場風險。
　　政府監管企業，目的在于讓企業守法經營，依法納稅，這是一個市場秩序生成的過程。我國政府對企業的監管，由于經驗不足、手段落后，現在實際上嚴重不足。加強監管，不是派員進入民企指手畫腳，使民企喪失自由企業的自我。加強監管，只能由有權機關依照法律，以產品標準、質量和資本流量等為依據，從外部實施監督。
　　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回歸市場的常識，讓企業的歸企業，政府的歸政府。政府是規則的守護者，企業是自主經營的主體，兩者角色分際不容模糊。民企因為自主經營，而給社會帶來風險，這只是一種可能性。政府不能守束在應有邊界，過度涉入企業經營活動，影響市場經濟活力，卻帶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