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大批國企尤其是央企,在多個競爭性行業的整合與突進,正引發各方議論。最新的動向,就是7月6日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投資,斥資61億港元收購蒙牛乳業(相關評論、報道詳見A11、B01~B05);而在近期房地產狂熱中,那些敢于高價爭拍地王的,也多有實力雄厚的央企或地方國企背景(相關報道詳見B06)。
這不是個別企業的偶發行為,而是新一輪“國進民退”浪潮的驚濤拍岸。我們雖然主張,如果企業行為是基于市場原則,無論是自身經營決策,還是不同產權屬性的公司并購重組,都應當受到尊重和理解。但面對中國轉型期市場經濟的獨特性,特別是改革30年來“國退民進”戰略的重要進展,對新一輪逆潮流的“國進民退”,要多加鑒別,而不是盲目喝彩。 以中糧此次收購為例,蒙牛是從國企伊利集團分離而成的,其超常發展速度,被視為非公經濟的活力象征,它也成為中國乳業競爭與擴張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如今,蒙牛被央企收編,對公司整合資源、搶占市場或許有利,但中國乳業重被國資寡頭掌控,則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難以克服的制度性先天不足,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全球,國資與國企的相對低效率幾成定論。因此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選擇將絕大多數行業向非公企業開放,以鼓勵充分競爭。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當然難以與西方相比,考慮到國計民生的平穩過渡,一些特定行業也許還需國企直接掌控,但其數量應當越來越少,在多數競爭性行業,非公企業則應當越多越好,這也是最近十年來,中國堅持推行“國退民進”大思路的核心所在。 再看那些仍被國資壟斷的行業,無論民航、鐵路、金融,還是石化、電力、電信,雖然也有改革大舉動,但仍廣受抨擊,關鍵在于這些國企巨頭,遠未融入市場經濟環境。它們在成本控制、業務創新等方面不思進取,長期享有的超額利潤和優厚福利,多來自于巨額財政補貼和多重行業壁壘,它們作為企業的規模雖然不斷壯大,但其持續競爭力仍值得懷疑。 現在的新情況是,國資和國企并不只滿足在壟斷行業吃飽喝足,而是靠著政策、資金、資源和規模優勢,向更多競爭性行業大舉擴張,且嚴防非公企業沖破關卡進入壟斷行業。如果說在乳業、房地產等領域,國企開始勉強按市場規則議價辦事,在鋼鐵、民航、有色、化工、汽車等國資占絕對優勢的行業,諸多民企被擠壓、被收編則是家常便飯。難怪不少民企老板感嘆,他們費盡心血做大后的最好結局,不過是乞求著成為各級國企的地方車間! 我們難以對新一輪“國進民退”喝彩,原因正在
于此。市場經濟的特質是自由進入和公平競爭,只要有能力在市場合法生存發展,按說不必從企業所有制屬性上有所多區分。但在非公經濟看似繁榮,實則根基不穩的中國,特別是在經濟衰退沉重打擊非公經濟之時,放任國資、國企開疆拓土,大量抄底處于困境中的民企,難免有趁火打劫之嫌。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中國社會隱秘的政經慣性使然。回想近代史上,洋務運動中的“官督商辦”,很快就變味為“官督官辦”,即使仍存“官督商辦”之名,也只是肥了掌控權勢的洋務官僚和紅頂商人。這一歷史延續到民國時期,就是無孔不入的龐大官僚買辦資產,其局限性不僅沒有促進社會經濟現代化,反而扭曲了經濟結構,加重了貧富分化,葬送了所有人。
今天的國資和國企,當然與歷史上的官僚買辦有著本質區別,其合法性和規范性也有根本性提高。但在數量龐大的國資和國企背后,近年來的確出現了新的盤根錯節的權勢利益群體。在某種程度上,不少國資和國企被這一特殊群體所掌控,他們拿著市場經濟的百萬年薪,還享有處級、局級、部級的準官員待遇,隨時因一紙調令進入黨政系統,出任各級官員。 一些國資、國企與某些黨政官員的利益關聯,甚至是公開秘密。陳良宇、劉志華等高官腐敗案里,國資、國企往往成為權勢者隨意分割的肥肉,隨便亂掏的錢袋。一些地方國企甚至央企,不斷在某些官員支持下整合擴張、流失資產,其中的利益私相授受,糊涂賬無數。 因此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有相當一批國資、國企,沒有根本脫離官管、官辦之實,它們并非正常的國有、國管,更無法直接體現為全民所有、所用,一些國資、國企為了部門利益,不斷曲解中央政策,公開與民爭利,一些國企高管,為了政績和升遷不計成本擴張,他們以做大做強國資、國企為名,在新一輪“國進民退”中,損害著更大多數人的利益。 而國資、國企的利益協調兩難,反襯出非公經濟的重要價值。從規劃上看,作為中國改革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非公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要從現在65%上升至3年后的75%,就要開放更多經濟領域,繼續做大做強非公經濟,而不是反過來擠壓其生存空間。
從更遠看,新一輪“國進民退”,要吸取上世紀90年代大量鄉鎮企業被擠壓、收編的教訓。從1984年獲得合法身份的鄉鎮企業,到1997年底總數超過2000萬家,資產總額約3.3萬億元,就業人數1.3億,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30%,可謂盛極一時。但10年后的2007年,鄉鎮企業占GDP比重卻不足30%,成為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無法與GDP同步向上的重要原因。 國資、國企與非公經濟的此消彼長,涉及層面更多,利益博弈更復雜,基于中國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面對新一輪“國進民退”浪潮,決策層該適可而止,不必再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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