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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表明：人口增長對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后的農業經濟時期。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采納正確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政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入更高的水平，則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轉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
○繼續長期實施現行生育政策將很快導致勞力資源尤其是思維最敏捷、創造力最旺盛的青壯年勞力資源的快速萎縮以及人口老化負荷過重，從而阻礙經濟發展，削弱保護環境、開發資源和保家衛國的國家實力，危及社會和諧穩定。
韓國1962年開始在全國實行鼓勵自愿控制生育政策時，生育水平高達平均每對夫婦生6.0個孩子；1987年降為1.6，與中國生育率從1970年代初的平均每對夫婦生6.0個孩子降到90年代中后期的1.6-1.8十分相似。韓國在1990年代前期展開了一場關于生育政策調整的辯論。支持人口政策調整一方認為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將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政策調整不會導致人口失控。反對者則認為，考慮到有限的資源與高人口密度，人口控制政策仍應堅持。否則，生育率將回升，計劃生育工作的多年成果將蕩然無存。結果導致1995年建立了由20位專家與高層官員組成的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根據該委員會的大量深入討論與聽證，韓國政府于1996年正式批準從“人口控制”向強調人口質量與福利政策的轉變。1998年韓國計劃生育委員會正式更名為韓國家庭健康與福利委員會。政策調整后，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沒有回升，反而進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朝野的極大憂慮，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過并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成立由總統親自擔任主席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該委員會由20位相關部長和專家組成，出臺了旨在促使生育率從2003-2004年的1.2上升到2010年的1.6的六項政策措施。中國人均自然資源少及很多地區的人口密度高與韓國類似。雖然中國貧困地區較多及政府干預能力較強的國情與韓國不同，但其經驗卻足資借鑒。
經濟社會發展遠比韓國差，但相似文化背景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鄰國越南從1988年起城鄉普遍實行二孩政策，加上照顧一些特殊情況，政策生育率一直在每對夫婦2.1個孩子左右，其計劃生育執行力度遠沒有我國強。越南的改革開放導致經濟快速發展與人們生育觀念的顯著變化，總和生育率從七十年代6.0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93。而我國當前人均收入、人均GDP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都顯著高于越南。因此，社會主義鄰國的經驗也證明二孩政策平穩過渡決不會導致高生育率與人口失控。而且，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實行二孩加間隔政策的山西翼城縣，甘肅酒泉市，河北承德市與湖北恩施州(四個試點農村地區總人口合計840萬)的實踐證明，二孩加間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來，這四個試點地區年均人口增長率與生育率比其周邊實施嚴格得多的一孩半政策(即只有一孩為女孩的夫婦才被允許生二孩)、社會經濟水平并不比他們差的地區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別比多年來一直保持在正�；蚪咏７秶⒋蟠蟮陀谄渲苓呉缓胝叩貐^。
然而，很多同仁認為，人多分母大，必然負面影響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須堅持實施嚴格的“一胎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獎勵無胎)政策，從而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但是，許多研究表明，人口與經濟發展、環境資源的關系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開發保護過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決定性因素，過分夸大人口的分母作用是不科學的。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主流學派大都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當時和隨后幾十年不少發展中國家同時經歷快速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使許多學者對當時似乎已經約定成俗的觀點提出質疑。因此，20世紀80年代前期，美國科學院專門成立了由11位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組成的工作小組，深入分析世界各國大量人口與經濟增長數據，召開了多次專題研討會，深入討論關于人口增長對經濟及資源環境的影響。該工作組在1986年出版了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專著，以詳實數據表明：人口增長對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后的農業經濟時期。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采納正確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政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入更高的水平，則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轉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和學者們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這一結論。
國內外許多經濟與人口學家用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與香港)以及中國沿海五省市(廣東、江蘇、浙江、福建、上海)經濟騰飛的實例來支持這一結論。亞洲“四小龍”和中國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資源十分緊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長的雙重壓力下，由于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并隨之帶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國沿海五省市改革開放30年來GDP年均增長12%，顯著高于亞洲“四小龍”鼎盛發展時期，而中國沿海五省市地域總面積和人口總數分別等于亞洲“四小龍”的四倍和五倍，人口密度比亞洲“四小龍”高25%。如何解釋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這一與人口分母決定論截然相反的客觀現實？它對未來生育政策走向有何啟發意義？林毅夫2004和2006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提供了解釋和討論的思路和素材：中國在改革開放前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雖然投資多，但創造的就業機會少，人口不能充分就業，從而變成負擔。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轉向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第三產業的比較優勢戰略，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顯著提升；由于我國現有的老年人和將逐步進入老年的中年人基數龐大，而離全面自動化的經濟模式相距甚遠，我們必須保持適當比例的青、壯、少勞力和后備勞力資源，才能繼續發揮我國的勞力資源豐富和人口消費市場宏大的比較優勢，從而繼續推進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如果我們繼續長期實施現行生育政策，我國勞動力資源在2025年以后每年將減少近1000萬，每十年減少近一億！而青年勞動力萎縮更快：從2013年開始，20-24歲人群將出現持久性大幅度下降，十年將減少四分之一。同時，我國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將從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料的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將從2000年的1%更快速地上升到2050年的9.1%，等于2000年的9倍多；老年撫養負擔將從2000年平均每9.1個18-64歲勞動者供養1位65歲及以上老人，快速增加到2030、2050年的平均每3.7與2.1個勞動者供養一位老人，老年撫養負擔等于2000年的2.5與4.3倍。毫無疑問，繼續長期實施現行生育政策將很快導致勞力資源尤其是思維最敏捷、創造力最旺盛的青壯年勞力資源的快速萎縮以及人口老化負荷過重，從而阻礙經濟發展，削弱保護環境、開發資源和保家衛國的國家實力，危及社會和諧穩定。
除了美國以外，21世紀中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印度。與聯合國公布的印度人口預測比較，如果我國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2030與2050年中國65+歲老人比例分別比印度高出85.9%與87.7%；中國80+歲高齡老人比例分別比印度高出88.8%與137.6%；中國18-64歲勞動年齡人數將由2000年比印度多37.5%變為在2030與2050分別比印度少30%與少27%，老人-少兒總撫養負擔由2000年與2030年分別比印度低24%與2%，變為2040與2050分別比印度高23%與26%。顯然，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將使中國與印度在勞力資源與總撫養負擔等方面由現在的顯著優勢變為2030年以后的嚴重劣勢，很有可能由于養老保障壓力太大和人力資源不足而使我國的經濟實力被印度拋在后面，更談不上趕超美國。(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