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次貸危機所以能夠對我國實體經濟發生影響，是我國內需不足使然。啟動內需的措施十分及時、完全正確。但注重內需在拉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常態。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所以能夠引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國產品的附加值低，產業層次低下，缺少競爭力。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著力推進科技進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危機所以能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無疑與我們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我們應當借危機之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一是充分注重內需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內需和外需兩個輪子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二是有利于創新，有利于經濟結構提升和自主品牌的建立。

　　一、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應當注重內需拉動，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常態

　　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次貸危機所以能夠對我國實體經濟發生影響，是我國內需不足使然。中央政府高瞻遠矚，出臺了一系列啟動內需、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措施，所有這些都是十分及時和完全正確的。然而情急之下的啟動只是應急之舉，從反思的、長遠的、戰略的角度看，注重內需在拉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常態。這是因為：

　　1、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同于小國的。

    經濟學對于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不同于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十分經典的論述。亞當·斯密早在其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就特別寫道：“中國幅員遼闊，居民那么多，氣候是多種多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的國內市場，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當代發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錢納里在其著名的《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中進行了大國發展模式與小國發展模式的比較，其結論是：“大國發展模式的主要的特征是較低的國際貿易水平。國家越大，且政策的內向性越強，它的經濟就越趨于封閉經濟的情形。在整個轉變時期，典型的大國模式具有占國民生產總值12%的出口額，假想的半開放國家的出口額占6%”。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于大國。“那些在大國中導致有限貿易和平衡增長的因素在小國中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后者具有較少多樣性的資源和較小的市場，這就使對外貿易的利益增加了，對大多數小國而言，外資也更容易得到”。斯密和錢納里的這些論述，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大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資本短缺，應當更多地依賴對外貿易，那么在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且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就應當不失時機地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注重內需拉動，把注重內需拉動調整到一個戰略性的高度。

　　2、注重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教訓。

　　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能夠對我國經濟產生較為嚴重的影響，是因為我國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曾經嚴重地依賴外需的拉動。一旦外需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就會產生如下的情形：(1)經濟發展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甚大。例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經濟處于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對我國產品有著較大需求，我國經濟就會處于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當然，這種發展是以中國勞動者的低工資支撐了對我國產品有需求的國家人民的廉價消費。然而一旦世界經濟較為蕭條，特別是對我國產品有大量需求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較為蕭條，減少了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我國經濟發展就會相當被動。這就是我國當前的情況。(2)在經濟嚴重依賴外需的情況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產品銷售在外，上游產品特別是原材料價格上揚會導致國內產品價格上揚，形成輸入性通脹。這就是我國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況。(3)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國家會要求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以緩解本國的經濟壓力。處于逆差的國家要求處于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或者讓本國貨幣貶值的作法對于順差國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面對市場，任何市場主體都應當有自我保護。我們并不否認對外貿易的積極作用，但基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和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應當是充分重視內需。即使就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也應當如此。

　　3、強調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應當成為一種常態，是因為經濟下滑時再去啟動成本大于常態下的運行成本。

　　一旦我們從戰略的層面理解注重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的時候，注重內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成為一種常態。作為常態，內需是在一直穩健地、不間斷地發揮著作用的，內涵著發展的慣性和經濟規律的作用。而啟動內需，是在經濟發展出現下滑的時候，情急之下借助于行政力量等外部力量發動的，通過提升國內需求，阻止經濟下滑的政策舉措，通常是應急的。如果把內需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啟動內需直接發力的是投資，其次才是由投資帶動的消費。在我國特定的行政從屬體制下，中央政府期望的目標和措施會在號召執行的過程中不斷放大，有的甚至演化為亮點工程和形象工程。問題不僅在此，問題還在于一旦經濟下滑開始，再進行啟動，就好像汽車停下來再重新發動一樣，需要更大的動力。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把內需作為一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常態，使我國經濟健康、平穩地發展呢？

　　4、一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必然是外需和內需兩個輪子并舉。

　　內需和外需通常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依靠的是外貿這只輪子，那么，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必須確立另一只輪子，這就是內需，是建立起一個消費型社會，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只有當兩個輪子都健全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才能穩健發展。
　　我們這里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模式的討論，絲毫不影響對當前啟動內需的認同。為今之計，就是應當啟動內需，啟動內需與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成為一種常態本身并不矛盾，在當前的情況下是一致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強調內需，是因為以往沒有給內需以足夠的重視。這樣討論問題，并不意味著不重視外需，而是針對以往對內需的忽視而言。既要重視外需、更要重視內需，在當前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二、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應當注重產業結構升級、注重產品的技術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以及產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經濟結構提升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經濟結構提升就沒有經濟發展的質的飛躍。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再到第三產業，是經濟結構提升引領經濟發展的典型例證。如果沒有經濟結構的突破，在一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上，經濟的發展總會有盡頭的，一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不能包容無限的經濟發展。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所以能夠引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國產品的附加值低，產業層次低下，缺少競爭力。在蕭條中受沖擊最大的是廣東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談到廣東面對這次危機的教訓時指出，“當前的金融危機給廣東上了生動的一課。過去利用廉價的土地、人力成本優勢，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發展起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低端生產能力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國務院頒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同樣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地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產業層次主體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貿易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整體競爭力不強”，強調傳統發展模式難以持續。進一步的發展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著力推進科技進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案例同樣佐證了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以及結構提升的意義。亞洲金融危機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亞洲各國雖然出口依存度在提高，出口的技術含量也在提高，然而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并不多，是發達國家出口平臺政策的一種應用。發達國家出售知識產權，既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也可以占領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這是一個先天不足、極易受到沖擊且受制于人的經濟發展模式。
　　在此次危機中，各類不同的企業有著不同的表現。深圳的研祥智能集團生產用途廣泛的特種計算機。他們曾經只是臺商的代理，但前瞻性的思維使他們未雨綢繆、最終成為擁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用了10年時間就成為國內第一，世界第三。我國福建石獅市的休閑服裝著力打造自主品牌、提升技術含量，國內市場廣闊、市場結構合理，自主品牌和廣泛的市場認同使其在供需雙方的架構中相當于賣方市場，資金回流順暢，受到經濟蕭條的沖擊并不大。有了品牌也不能一勞永逸，要使品牌所包含的內容永立潮頭，還必須不斷提高品牌的技術含量。以玩具為例，一些傳統玩具廠家雖然也有品牌，但由于技術落后而很難經營，而把玩具和動漫技術、機器人技術結合在一起的企業卻產品銷路看好。
　　上述分析說明，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汪洋指出，“如果沒有當前的嚴峻經濟形勢，廣東實現發展模式之變，實現科學發展的難度或許更大，時間會更長”。當前的危機，是危中有機，是提升經濟增長模式之機。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要旨是人力資本的聚集，完善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安排。早在上世紀的60年代，舒爾茨就認為應當有總括的資本概念，不僅要看到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資本的概念，更要看到人力資本、充分認識人力資本的重要意義。馬歇爾也曾經深刻地指出：“自然”在生產中的作用可以歸結為收益遞減，但“人”的作用則是收益遞增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通過對增長過程的實際考察，認為在發達國家，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超過了物質資本。
　　那么，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沒有矛盾呢？矛盾顯然是存在的。在這里，我們應當認識到勞動密集型產業通常是以人數眾多、而不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為前提的，是一種著重于經濟增長總量而并非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且其總量的增加也是靠更多的勞動投入而不是創新，其少得可憐的利潤有賴于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17世紀的西歐和東亞本來經濟發展狀況相差不多，后來的差別就在于東亞陶醉于勞動密集，而西歐則選擇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增長模式。當代日本的成功也在于較早擺脫了勞動密集的模式，走上了技術創新的道路。當然，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也不可能淘汰，我們可以在遼闊的地域內進行梯度轉移，在發達地區率先轉換經濟增長模式。
　　還應當指出的是，注重技術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的經濟增長模式與保證就業并不矛盾。經濟結構升級會在一個更高的平面上提供新的就業崗位，經濟結構提升后等量資本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產業結構升級會在短時間內出現一定的結構性失業，然而只要加強學習，重新就業的問題并不難解決，而且整個社會的素質也會提高。
　　我們還應當建立起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首先是市場競爭機制，市場本身是有選擇的，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中市場機制會強制性地淘汰落后。競爭是產業結構提升的杠桿。比如面對金融危機，你不提升、不更新就活不下去。其次是一個社會的激勵性和包容性。要激勵創新，寬容創新過程中一開始的“異端”和失敗。最后，在我國特定的體制背景下應當研究干部的考核標準和選拔機制，使干部的行為有利于創新、有利于提升經濟結構、有利于長期行為和科學發展，而不是片面追求GDP。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