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近日沸沸揚揚的五一長假之爭，國務院辦公廳昨日拍板，要求嚴格執行《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并認真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2009年部分節假日安排的通知》。這實際上對個別地方醞釀推出的“山寨版”黃金周潑了瓢冷水。

　　國辦回應的意圖很明顯，即維護中央有關政策的權威性和連續性。從權威性而言，國務院作出的放假辦法和安排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任由各地變更、各自為政；從連續性來說，政策忌諱翻來覆去、朝令夕改，否則會讓民眾無所適從———有關辦法剛剛頒布一年多，又變相恢復五一黃金周，正如一些論者所說，政策豈不成了一把隨意收放的“折疊扇”？
　　但是，國辦也僅僅是對個別地方政府的有關做法作出回應，卻并沒有對黃金周之爭背后的有關民意作出回應。
　　廣東等地方醞釀的五一黃金周方案，是否回應了民意訴求呢？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關網絡調查顯示，90%以上的網民贊同恢復五一長假。但這未必就是真實民意，而只是公眾在法定休閑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之下的一種無奈選擇。而真正的民意是，讓已有的休閑權利能得到充分保障，同時希望休閑權利能進一步提高。
　　因此，與其說廣東省的黃金周方案順應和符合了民意，不如說是利用和駕馭了民意。當然，地方政府要完全回應真實的民意訴求，恐怕也無能為力。
　　實際上，這樣的民意已經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因為歸根結底，民眾休閑權利的提高與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是相輔相成，水漲船高的。用經濟學語言來講，相當部分國民已經到了想要追求更多休閑權利的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以下，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即隨著可支配收入提高，休閑的時間變得越來越昂貴，于是人們更多地選擇工作而放棄休閑；但是在這個臨界點以上，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即隨著收入提高，人們已經不再為衣食所憂，越來越愿意選擇更多的休閑，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
　　因為法定的休閑權利尚且得不到充分保障，這樣的民意訴求似乎就羞于啟齒：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假日和更多的休閑權呢？為什么一定要在捉襟見肘的放假天數這個“螺螄殼”里做“黃金周”的道場？為什么就不能做大國民休閑權利的蛋糕，讓國民享受到更多的社會福利和發展成果？
　　當然對農民工等群體來說，他們連既有的休閑權利都得不到保障，遑論更多。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能拼命工作保住飯碗就不容易，追求更多休閑成為一種奢望。這要求政府一方面通過監管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保障他們的休閑權；另一方面，則要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方面盡到更多的公共責任，以奠定他們追求更多休閑權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