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中國今天已經初步具備了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已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各級政府理應切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降低行政管理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減少公共支出過程中的調整成本,以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舍此,消費無論如何是刺激不起來的。
　　在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更大不確定性,外圍經濟環境短期內難見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既要看重能夠使經濟走出目前困境的策略性選擇,更要致力于解決制約經濟持續發展的中長期問題。關乎經濟復蘇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陸續出臺,預計通過三年的政策落實,可望使中國經濟渡過這段調整期。不過,政府擴大對鋼鐵、汽車、石化等十大產業的投資,力圖通過振興這些舉足輕重產業來穩定財政、稅收、就業和“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固然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但從經濟長期增長的角度來看,仍然只有工具價值。
　　不錯,羅斯福新政的歷史成效早已證明,在外圍經濟環境急劇惡化,廠商及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信心嚴重不足的關鍵時期,擴大政府的公共支出對提振經濟信心、復蘇經濟具有定海神針般的關鍵作用。同樣,在中國經濟面臨嚴重下行風險的今天,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支柱產業的振興,對于保增長意義至為重大;但中國經濟同樣需要擺脫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亟須在保增長的過程中積極創造條件實現經濟戰略轉型,從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增長階段轉變。
　　而消費驅動經濟的重要前提是解除消費者擴大消費支出的后顧之憂,這就需要政府通過擴大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領域的支出來提高消費能力、釋放消費欲望。否則,僅僅通過給予市場主體一些優惠條件,不可能真正擴大消費需求的。家電下鄉固然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一項建設性措施,但在農民收入增長面臨不確定性并且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醫療保障的情況下,農民手中并不多的流動性就不可能成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貢獻力量。
　　其實,中央已經意識到滿足提高擴大內需成效所需配套支撐條件的必要性。例如,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今年要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并強調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對“三農”、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的投入以及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救助力度等;據報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在關乎民生以及對消費需求擴大的社保法、醫療改革提案及教育改革等方面的研討取得實質性進展,預示著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極為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模式有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發展根本性改變。
　　可以說,中國已經初步具備了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過去10年來,中國財政收入大幅增長,1999年的財政收入剛剛突破1萬億元,到了2007年超過了5萬億元,2008年則達到61316.9億元,同比增長19.5%。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8年的20.39%。說明中國今天已有相當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初步覆蓋全社會的社會福利體系。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公共支出結構不合理,行政管理支出占據最大比例,文教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比例盡管增長較快但低于行政管理開支。在1982年至2005年的歷年財政支出中（含預算內與預算外）,行政管理支出在1982年為134.99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6.87%,而到了2005年則高達10378.44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26.49%;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1982年為242.98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2.37%,2005年為8953.36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比重為22.86%。無論從絕對數額還是增長幅度來說,都低于行政管理支出。
　　而從國際比較來看,發達國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內,而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5%以上,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近的新興經濟體,教育公共支出一般占GDP的5%,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也為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也相當于GDP的5%。而中國在教育、健康醫療和失業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顯不足。尤其教育支出一直低于《教育法》所要求的占GDP 4%的比例,即便投入較高的2007年也只有3.2%。至于關乎國民切身利益的健康醫療、失業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的這一比例為2.4%,而同期巴西僅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投入就占據了GDP的4.7%。盡管中央已決定加快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但是中央在這方面的轉移支付由于缺乏對地方政府的有效監督,使得這項民生措施難以得到根本落實。另一方面,雖然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但就其絕對水平而言,仍是一種低覆蓋狀態。在2007 年,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占城鎮從業人員比例剛剛超過一半。這意味著大批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民工沒能享有養老保險,農村中的絕大部分勞動力就更不用提了。
　　因此,在經濟增長更加倚重消費需求擴大的關鍵時期,提升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既需要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短期拉抬作用,更需要通過優化公共支出結構,積極營造有利于消費需求擴大的配套支撐條件。各級政府應該切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降低行政管理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減少公共支出過程中的調整成本,以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支撐經濟增長轉型。基于此,各級政府必須通過自身改革壓縮行政管理開支,將更多的財政預算投入到教育、健康醫療衛生等社會福利領域。以期通過改善公共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真正實現所有中國公民都能享受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若如此,不僅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以及構建和諧社會,還可弱化居民謹慎存款的沖動,政府所期望的消費需求擴大行為也將迅速啟動,由此帶來的GDP乘數效應將遠超目前的投資乘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