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貿易作為一種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有效方式，在解決就業、促進外貿增長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面對國際國內新問題，加工貿易也遇到了一些發展中的困難，面臨四大發展風險，亟須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一是超常規發展的慣性風險。1980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僅為16.7億美元，到2007年已增加到9860.5億美元，增長了近590倍，年均增長25.6%；而1978-2000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5%，加工貿易的年均增速是我國經濟年均增速的一倍以上。加工貿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實現了超常規、高速度、跨越式發展，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從1980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45.4%，加工貿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最高時接近60%，已連續十多年占據我國外貿出口的半數以上。
　　與此同時，加工貿易的貿易順差也在快速擴大，2007年達到2493億美元(當年我國對外貿易的全部貿易順差只有2622億美元)，是1991年74億美元的33.7倍，可以說，加工貿易對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累積龐大的貿易順差功不可沒。但加工貿易也使得國際貿易所顯示的數據和國家間實際產業利益分割發生背離，例如美國對華貿易巨大逆差的背后隱藏了美國企業及關聯產業的巨額隱性收益。在過去產業國際轉移還沒有成為普遍現象的時代，國際貿易順差往往意味著該國的產業利益增加；但在生產高度國際化和產業國際轉移加速的今天，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國際生產的承載主體，即便在東道國沒有任何作為的情況下，僅僅跨國公司通過加工貿易方式進行的公司內生產和經營環節的重新配置就會為其所投資的東道國制造出貿易差額，是順差還是逆差和東道國自身關系不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跨國公司的資源調配方式和流向。一項資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國公司的關聯交易，美國貿易逆差將下降2/3，對華逆差下降30%；扣除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的因素，美國對華逆差將減少73%；如果再扣除加工貿易部分，這個數字將減少91%�？梢�，產業國際轉移背景下的加工貿易是中美貿易差額的重要原因。
　　此外，龐大的加工貿易也給我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一些困難——如果原來的加工貿易模式還能掙錢，不管政府還是企業都有一種難以割舍的升級惰性；而且一些低端加工貿易產業在當地已經自成鏈條、自成體系，即便貧困式增長也是一種頗具粉飾性的GDP增長，更別說它對就業的別樣貢獻了。
　　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已成為總量第一的貿易方式，這個龐然大物的慣性運行，急速改變著世界貿易格局，帶來國家間利益博弈，并觸發許多難以預料的政治、經濟風險，而這種風險的發展蛻變必然會給我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社會穩定帶來難以預料的風險。

　　二是增長回調過快的萎縮風險。事物發展往往有其兩面性，發展過快存在著過熱風險，增長回調過速又存在著萎縮風險。近年來，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抑制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國家陸續出臺了包括強化緊縮性出口政策；取消685種“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退稅或開征、提高出口關稅；提高加工貿易企業準入門檻，將環保、能耗、用工、設備水平等指標納入審核范圍，擴大加工貿易禁限類商品范圍；不批準外資進入煉鋼煉鐵、氧化鋁等國家限制的高污染項目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這些措施與外部環境惡化等內外因素交織，對加工貿易企業形成較大的沖擊。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值在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中的占比達到48.6%的峰值，一系列調控措施累積效應的逐步釋放，成為加工貿易增速放緩，以及在外貿總值中比重縮減的主要原因之一。2003-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的增長幅度依次為34%、35.9%、25.6%、20.5%、18.5%，加工貿易進出口值在外貿進出口總值中比重依次為47.6%、47.6%、48.6%、47.2%、45.4%。2008年上半年，加工貿易增幅進一步降至15.5%，比重縮減至41.3%。
　　從國內外環境與發展條件看，四季度加工貿易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首先，雖然美國次貸危機逐漸觸底，各國陸續推出救市措施，上半年加工貿易增幅依然高于GDP增幅，但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全球通脹壓力明顯加大，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均面臨嚴峻挑戰，危機引發的需求萎縮將會持續更長時間。

　　其次，國內眾多加工貿易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缺乏規避匯率風險的手段，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遠期訂單的簽訂；其中，以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加工貿易受影響更為突出，今年廣交會訂單數因此而大幅下降。

　　最后，許多加工貿易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的現象十分突出，運營成本顯著增加，影響企業出口競爭力，珠三角等地區不少紡織、服裝、制鞋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企業已停產或倒閉。
　　我國加工貿易增長存在回調過快的可能性，這種風險的影響將是多方面的。根據歷史經驗，我國經濟運行存在“剎車容易啟動難”的問題，加工貿易深度下調的后續代價很大。

　　三是立法缺陷造成的制度風險�！肮芩榔髽I、累死海關”，是社會上對當前加工貿易監管局面的戲稱，一定程度上也成為真實而又無奈的寫照。近年來加工貿易監管制度幾經變遷，但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問題的根本癥結就在于法律安排的缺陷。對于占據我國外貿半壁江山的加工貿易，我們有必要反思供養這一龐然大物的法律土壤缺失了怎樣的“養分”，筆者認為主要有三點缺失。

　　首先，監管主體責任邊界在立法中缺位。我國加工貿易監管涉及商務、海關、國稅、外管等多元主體，但由于多元主體的責任沒有法律界定，各部門都從自身理性出發，制訂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務、實施市場監管，客觀上造成了不少政策、管理辦法只是涉及整個加工貿易監管中的某個局部、某個環節，缺少對接，在執行上難免出現顧此失彼，甚至彼此角力的現象。

　　其次，“全能政府”在法律關系中越位。長期以來，我國加工貿易監管被定位為管制之法，主要特征是行政權過于強大、相對方權利過于弱小，法律關系存在失衡，全能政府色彩十足。正所謂，權力無所不能，權利無所適從。具體表現為：在加工貿易立法設計過程中，企業普遍缺少有效參與，監管部門的職責無限擔當，企業的守法責任相對淡薄；相關法規及政策搖擺不定，企業的經營思路和監管部門的管理理念都在捉摸不定的政策指揮棒下東奔西走；一些部門在行政立法中，陷入“加強監管”等于“管制加碼”的立法定勢，賦予企業權利范圍過小，剝奪一些可以自治、自主范圍的權利，造成合法不合理。

　　四是監管模式和監管能力的邊際風險。加工貿易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歐美的服裝行業，日本是最先引入加工貿易的亞洲國家。我國加工貿易也是從服裝、玩具、鞋類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起步的。當時的管理理念、監管模式正是基于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傳統產業設計的。經過30年的發展，目前加工貿易已涉及到我國絕大部分生產領域，進入家電、電氣機械、電子通訊設備、運輸設備以及各種信息服務產品等諸多技術性行業，成為國際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中的重要形式，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日趨舉足輕重。從產品結構來看，加工貿易已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轉變。2006年，加工貿易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分別出口3913.2億美元、2458.4億美元，占加工貿易出口的比重分別為76.7%和48.2%，占全國同類產品出口的71%和87%；輕紡類產品僅占加工貿易出口的13%；化工產品、礦產品占比不到1%；生鐵、鐵合金、電解鋁、皮革等產品的加工貿易出口大幅下降。傳統的手冊管理模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產業“快進快出”、“零庫存”、“供應鏈管理”的需求，以及服務貿易興起的需要；而政府、企業、社會對監管部門的效能要求卻越來越高，尤其是在加工貿易蓬勃發展的東部沿海地區，監管工作“如履薄冰”。在當前監管部門與企業處于“一對多”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格局下，監管能力不可能提升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邊界，有時甚至已接近力所不逮的邊際，其中的監管風險不容忽視。

(作者單位：蘇州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