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來襲，擴大內需保增長，離不開刺激消費。而消費的底氣在哪里呢？很簡單，就是公民的荷包里得有錢。這實際上意味著，職工合理薪酬標準應該及時依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變化。事實上，過去面對CPI高漲導致民生成本抬高的情況，公眾也提出在工資分配環節進行調節。從這個意義看，不論是保障經濟健康運行，還是體恤民生，都需要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及時發揮調節功能。

　　遺憾的是，過去把CPI納入調薪的考慮范疇，盡管承載著民生訴求，但是一方面，受囿于特定的制度設計本身缺乏足夠的正當性，有時會使漲工資成為公務員、壟斷行業員工的福利，另外一方面，由于在勞資博弈中，勞方缺乏話語權，只能被動處于弱勢的一方，提高工資對很多企業單位來說，只是畫餅充饑。
　　那么，現在面對金融危機的寒流，提高工資方案能否具備足夠的制度正當性，能否真正走進生活呢？更重要的是，這個“大范圍”提高社會工資的措施，會不會陷入“平均主義”的泥潭，導致其在擴大內需的功能實現方面，缺乏效率呢？
　　這些才是問題的關鍵——對于收入分配改革來說，最本質的核心問題，就是公平與效率問題。而應對金融危機，旨在擴大內需的提高工資措施，在落地時，如果解決不好公平與效率問題，無疑將產生更大的負面效應。當前，企業面對運營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不確定變化與風險，勞資關系更容易呈現復雜化。這樣一來，就必須通過有效的制度建設與制度激勵，使勞動者在資方面前，能夠真正挺直腰桿，去為自身合理合法的權益進行博弈，來確保在公平的語境下，實現市場對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利益分配。
　　金融危機之下，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都會得到集中與復雜的呈現。這樣一來，必須使提高工資問題的訴求更加多樣化，也只有通過差異化的調節，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各種生產力要素活躍起來，助推經濟健康運行。
　　也就是說，在提高工資的問題上，必須在解決制度正當的公平性過程中，謹防重蹈“平均主義”的泥沼，導致經濟效率受損。這里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解決好收入分配的公開與透明問題。正因如此，提高工資，絕不能讓那種利用手中權力，大搞違法收入的行為獲得牟利空間，也不能讓那些利用壟斷地位，靠不平等競爭搞福利腐敗的行為大行其道。解決好這些問題，是保證提高工資最大程度釋放經濟效率的基礎。
　　金融危機之下，更容易使那些造成既往收入分配不公的相關體制積弊得到顯現。這也意味著，在提高工資的同時，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更應該進行及時有效的清理，對過去不公平與不平等的非市場掣肘因素進行蕩滌，只有這樣，提高工資才能具備足夠的制度正義，才能產生激勵功能，使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訴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使提高工資發揮出真正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