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公告，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GDP達到了20163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9.9%，這是世界上大型經濟體系的最高增速了。然而對于中國而言這也是GDP連續5個季度的下降，這個變化開始對我們的整個宏觀經濟管理的戰略運轉提出了深刻挑戰。

　　2008年以來，面對美國政府推動以能源、農產品和生物醫藥等行業價格輪番上漲的方式修補其金融體系的故障和損失的危機轉型方案和滾動式的危機修復戰略，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歷了年初的“防過熱、防通脹”的“兩防”階段，7月份開始的“保增長、控通脹”的一保一控階段，這兩個階段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都是建基于等級制的國際分工秩序和緊縮性的國內紙幣體系的管理基礎之上的，還沒有擺脫以美國經濟為中心的階層式的國際心態，沒有擺脫加工型經濟的依附性運轉。其結果是中國保留了世界上最高的外國紙幣儲備；中國的進出口規模與內需之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對稱性；信貸擴張集中在房地產和傳統產能的推進而未實現經濟的跨越式轉型，凡此種種，不一而論。
　　當代中國經濟體制的結構性戰略缺陷之一就是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半流通的不完整的商品化，特別是存在著大規模非信用化、非貨幣化機制運轉的經濟空間，這個體系商品化的過程就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因此，因應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商品化、貨幣化進程，處于改革進程期的國家，增長速度就高，而且市場的商品化、貨幣化快速進程表現為爆發性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增長是生產性經濟與紙幣體系的互動運轉。相反，處于發展成熟期的國家，已經進入完整的商品化運轉階段，增長就會緩慢，為此，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就會慢些，這是市場經濟國別發展政策所致。
　　1986年中國城鎮房屋擁有20億平方米，當時最高估值8000億元人民幣，然而到今天至少價值近10萬億元人民幣。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評價中國的增長速度，這個增長更多的是來自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商品化和體系化，它既是中國生產力的提高，也是中國資源商品化的結果。中國之所以較日本等國家可以釋放更加強大的增長周期和增長能力，就是因為中國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戰略儲備，倘若扣除這個儲備的增長，我們經濟增長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正是基于此，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進入促增維穩的時代，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全面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它也將使中國的要素市場通過商品化的途徑，實現全球化的競爭性成長，也將使中華民族從新的世界視點，把握中國先賦的資源力量，并實現自致力量的最大化！
　　此政策不是要等待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再變化，而是要充分利用中國單一制國家的經濟啟動能力強大，干預有效的體制特點，大規模、大體量和創新性地實現經濟擴張和轉型。
　　美歐等的救市大約都在5萬億元人民幣的體量和規模，中國的轉型代價也需要這個數字，其中1-2萬億元可由中央財政解決，1萬億元由地方政府和企業解決，其他可以通過信貸解決，這個轉型成本投入之后，應該可以使中國擁有世界領先的生產力。這個轉型成本，不但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也是為了穩定現有市場的運轉。這就需要兩個約5000億元人民幣規模的穩定基金，一個用來穩定中國的資本市場，一個用來穩定中國的出口市場。這個穩定資金是中國經濟轉型之必要，也是我們轉型不致覆轍的戰略前提。
　　為此，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成熟貨幣市場，它應該使銀行不再依賴居民和商業存款作為資金主要來源，銀行應該通過市場化的負債管理籌集資金，它可以推動商業銀行提高收益高的貸款在資產中的整體比例。也就是說中國的信貸來源也可以依靠貨幣市場獲得。由此將再造我們市場化的信貸資源，將脫韁野馬式的流動性圈養進中國的貨幣市場，使我們的貨幣管理政策擺脫落后的決策基礎和人治色彩，脫胎換骨，獲得更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