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只有財稅制度才是民生的基本保證或最終保證。解決百姓生活必需品及其不確定性風險，是財稅政策保障民生的基本內容和重點。根據商品的價值規律，必需品價格愈高，必需程度愈高，對民生的影響愈嚴重，所以財稅政策保障民生的重點內容也因此而調整和轉變。

財稅保證民生什么

　　(一) 吃與住

　　吃，包括糧食、蔬菜、水果、魚、肉、蛋、油、水等維持肌體健康代謝所必需的東西。住，即適宜人居住的房屋。有東西吃，有地方住，這是民生的最起碼最基本的需要。若食不果腹，居無定所，則必定是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財稅政策首要是解決吃住的民生問題。首先，要對“吃住”生產減免稅收，降低“吃住”生產成本，增加“吃住”產品供給，讓百姓能夠消費這些產品。
　　我國糧食連年增產，自給率達95%以上，得益于政府把糧食生產作為民生大計而給予的財稅支持。沒有財稅支持，占世界不足7%的耕地是養活不了24%的世界人口的。但是，對蔬菜、肉蛋、房屋等“吃住”產品，還沒有達到像糧食那樣重視。從種植養殖到餐桌，中間環節還有諸多稅費沒有減免，如屠宰稅、地攤衛生費等等。特別是房屋買賣，稅費多且高。這些稅費要么增加產品成本，要么提高產品價格，最終必定是老百姓承擔。其次，要對“吃住”產業增加財政投入，使吃住產業有更多的資本形成，有更牢固的產業基礎，有更穩定的價格預期。投入少必然產出少，產出少必然供給少，供給少必然價格高。這些年財政對能夠市場化的產品的投入是不足的。比如，自住房商品化以來，政府和企業逐步減少了住房的投資建設。2006年，全國經濟適用房財政投入不足50億元，不到全部住房投資的1%。如果房價長期向上的趨勢不變，超過居民工資收入增長，那么，買不起房住不起房的老百姓會愈來愈多，房奴也會愈來愈多，而不是愈來愈少。房價為什么會產生長期向上的預期，一是根源于經濟適用房投入少，百姓買不到適當價位的房子；如果政府增加經濟適用房投入，并且是穩定的可以預期的數量與價位，房價回歸到合理水平是必然的。二是根源于地價高。政府出于地方財政和政績的動機，把房地產定位于支柱產業，而不是民生產業，高價賣地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地價高了，房價自然水漲船高。房價高了，稅收也多了，這也是政府高興的事。不良的財稅政策是房價高企的重要因素。改變房屋政策，增加經濟適用房的投入，降低各種稅費，必然使住房民生問題得到極大改善。從房地產業獲得的財稅收入越多，住的民生問題就會越重。
　　降低吃住行業稅收，增加吃住行業投入，加強吃住行業基礎，是解決百姓吃住問題的長期有效的機制。

　　(二) 教育和醫療

　　教育在30年前還不是生活必需品。如今，脫離教育而能有好的就業崗位和收入是不可能的。勞動力不再是人的自然屬性，而是后天教育的結果。現代人，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大學，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大致有20年的時間消費教育。盡管絕大多經濟學家認為教育是公共物品，應當由財政免費提供，而實際上，教育費用主要由家庭承擔，即便是九年義務教育也是如此。從幼兒園到大學，一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要幾十萬元。高昂的教育價格可能產生諸多不良后果。首先，直接加重了家庭的民生負擔。有的家庭因此背負債務；讀不起書的家庭也不是沒有。其次，導致教育不公平。高昂教育價格可能把貧困家庭的孩子阻隔在教育大門之外。教育本來“是能夠顯著提高窮人的經濟水平及福利(吉爾德)”的投資，卻成了產生新的貧困和不平等的來源。這對社會公正和進步是極其不利的。從提高國家競爭力和勞動生產效率的角度看，國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讓百姓承擔過高的教育費用，利于國家而不利于民眾。利國利民的辦法是逐步降低教育價格，讓百姓沒有負擔的享受教育，直至價格為零，乃至獎勵激勵。
　　有病就要治療，治療就要支出。支出多少取決于醫療價格。醫療價格高，要么民眾就難以享用這種必需品，要么為享用這種必需品而放棄其余必需品，如賣房，少吃少喝，節衣縮食。這個必需品與住房不同，不是每個人的必然需要，而是有的人發生，有的人不發生，有的人時間持續長，有的人時間持續短，而且病種不同，醫療價格也不同。有病不像吃住那樣必然與普遍，但卻總是難免的。因此，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一是增加醫療供給，降低醫療價格。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民眾的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二是特事特辦，對特殊病癥，可能讓一般百姓傾家蕩產的疾病，給予政府免費治療。
　　西奧多·舒爾茨認為，教育和健康不是福利支出，而是可能生產效率的投資行為。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財稅政策應當以更積極的態度和觀點，加大對教育與醫療的投入。

　　(三) 婚姻和養老

　　僅從必需品的價格上看，現代民生問題顯得比以前艱難。因為現代必需品的獲得比從前的絕對價格更高。一個沒有能力消費教育必需品的人，可能也很難獲得較好的就業崗位；沒有較好就業崗位的年輕人，如果加上父母也沒有能力提供住房必需品，那么他(她)也是很難享用婚姻必需品的。不管男人女人，如果沒有生活必需品作保證，組成穩定的婚姻家庭是困難的。家庭問題首先是經濟問題。自然經濟條件下，自然的健康的身體就可以成為婚姻的保證，獲得和維持婚姻比今天要容易些。現在的婚姻價格至少是70年代的50到100倍。沒有住房，沒有飲食，就很難保證現代婚姻。必需品的價格直接影響婚姻的供給與質量。高高在上的房價，阻止或延緩人們邁進婚姻的殿堂；高昂的教育和育兒支出，逐步冷卻著人們生兒育女的愿望。婚姻家庭和孩子的減少，短期看，有利于減輕人口增長壓力；長期看，會削弱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工作積極性，會產生更多的新的社會問題，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進步。
　　現代社會，子女已經越來越不可能是養老的主要手段了。目前，我國養老問題的關鍵，一是城市那些沒有工作，沒有養老金的人怎么辦？二是依附于土地的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怎么辦？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時代的來臨，養老問題日益嚴重。屆時，子女可能需要承擔四至六個或更多的老年人養老。一是工作脫離不了；二是一個人也照顧不了那么多老年人。從理論和實際上講，這是不可能履行好的義務。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增加財政投入，把養老服務納入非營利機構統一管理，使養老的社會化服務價格低廉，從而使老年的生活質量既有保障，又不至于使子女負擔過重，影響社會工作和自己生活。養老的社會化分工服務是未來發展趨勢。

　　(四) 非自愿失業和喪失勞動能力

　　非自愿失業者的最急切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就業。勞動就業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讓所有公民有工作可做是政府的理所當然的責任。中國保守的估計也有1500萬失業人口。因此，對失業人員，首先要通過財稅財政來促進就業。1是增加有市場需求的必需品的投資。如建設米面油肉蛋禽生產基地，建設經濟適用房，建設公共墓地等等。2是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公路建設。3是增加勞動密集產業投資。如紡織、服裝、玩具、餐飲、娛樂等行業，以發揮我們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其次，要通過稅收政策鼓勵自主創業。對自己即是老板又是打工者的自謀職業者，對小本經營者，如賣煙攤，冰果店，小花店，小書報攤，賣菜攤，水果攤等等，一律免收任何稅費，只需登記即可(英國有非注冊企業即是)。只要非自愿失業者能夠自己創業就業，不繳納稅費也等于對國家對社會做貢獻。給自主創業就業者免稅的優良制度環境，比給小額貸款更有效果。既減少貸款的風險損失，更能激發創業精神。假如通過稅費免除使得1500萬人自我創業就業，每人年收入2萬元，則可以增加國民收入3萬億。我們有那么多的剩余資金，有這么好的經濟增長和投資機會，還有那么多薄弱產業，有那么多失業的勞動者渴望就業，只要財稅政策制定得好，就能夠抓住機遇，既解決就業難題，又解決民生和發展問題。
　　對提供優惠政策給予鼓勵還是不能就業的非自愿失業者，一是政府實行短期救助，如失業金領取，領不到失業金的失業者，也應當有其他形式的救助；二是政府把失業者組織起來，投資創辦諸如養老服務、城市衛生和社會服務，開荒種地，植樹造林等民生產業或城市公共工程建設，以生產勞動換取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報酬。這樣做比單純發放救助金更有價值和意義：除了能夠增加必需品供給，還能夠防止救助體系完善的西方福利國家所產生的副作用，即逐漸侵害人類獨立自主創造生活的精神和人格尊嚴。而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恰恰是最終擺脫貧窮不可缺少的精神。躺在救助體系溫床上生活的人愈多，這個國家的自主創新精神和競爭能力愈弱。有償救助是個可以嘗試的辦法。
　　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和家庭分擔。政府財政允許時，應由政府承擔，從而使家庭其余成員參加社會工作。

　　(五) 出生與死亡

　　每個人必然經歷出生與死亡。這種必需品價格對民生也有極大影響。現在到醫院生孩子與過去不同，沒有五、六千元是不行的。死亡比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咽氣到入土為安兩個過程，一套程序下來，需幾萬元人民幣。這類必需品價格雖然一生一次，但是對于民生沉重的百姓來說，也是不小負擔。3萬元辦一個喪事，對富人是小數，對窮人是難題。財稅制度安排，應當能夠讓人快樂的出生，安樂的離去。
　　以上這些生活必需品理論上是無法繞開的，現實生活中也是回避不了的。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這些必需品價格就決定了民生狀況。價格降低，民生狀況改善；價格升高，民生狀況惡化。

財稅怎樣保證民生

　　(一) 運用財稅政策，促進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健康發展

　　墨子說，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英明的有效的財稅政策制度對經濟對民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與西方不同，中國以民生為重，積極干預經濟，是歷代有為政治的文化傳統。這也是中國經濟長期領先世界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是凱思斯使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思想廣為接受，并使財稅政策成為促進經濟和就業增長的民生工具。我們既要吸收中國歷代治國的民生經驗，也要研究宏觀經濟理論的成果，密切結合中國資源稟賦條件，促進中國長期繁榮發展。這是解決民生的為國之計。只有國民經濟發展了，國民收入總量才能增加，進而社會經濟福利才能增加。這也是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的基本觀點。今天，盡管政府干預經濟的思想和行為時刻遭受質疑，而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放棄過對經濟的干預，即便是崇尚和標榜自由經濟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一個多世紀以來，政府組織規模日益擴張和收支數量日益增加，足以說明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實際上在進一步加深。我們要吸取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既要解決好民生問題，讓百姓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也要防止由此背負過重而影響前進的腳步。

　　(二) 運用財稅政策，優先支持民生產業發展

　　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就是百姓的民生。要改善百姓的民生就是增加必需品的生產供給，降低必需品的成本價格。要做到這一點最根本的辦法是用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的制度安排。社會保險以及困難百姓救助制度必須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如果不首先解決必需品產生供給問題，那么民生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社會保險及救助制度也不可能持久有效。再分配的辦法不過是把富人的錢轉移給窮人，并沒有增加財富存量。增加民生產品的生產和供給的財政政策才能增加存量。

　　(三) 運用財稅政策，重點促進民生產品生產率提高

　　假如一個人一天只能生產1個面包，那還不夠他自己吃。假如一天能生產100個面包，那他除了自己吃，還能幫助10多個人。從生產率的角度看，社會福利的增加，歸根到底是依靠生產率提高來保證。沒有生產率提高做保證，沒有更好更多的產出做依靠，社會福利的增加會最終導致社會物資的匱乏和生活水平的倒退。原始社會生產率極其低下，不可能有剩余產品發展社會福利。在過去的300年社會經濟發展中，生產率提高了上百倍。這使百姓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從每年工作3000小時減少到1600小時(德魯克)。是生產率的提高，使我們得到了溫飽，有了福利，有了休閑。沒有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切不可能實現。財稅政策通過支持基礎研究，如對谷物培育新品種，開發轉基因食物等辦法，提高食品生產率；也可以通過支持醫療器械研究，提高醫療生產率，讓更多的人很便宜很方便的看病；也可以通過支持研制新型材料、新型房屋建筑技術工藝，降低建筑成本，提高建筑生效率，讓每個人有自己的住房。如此等等。對有效提高民生產品生產率的一切活動給予財稅支持和激勵，是對民生的實質保證。

　　(四) 國家財政直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

　　目的是在百姓必需品發生任何形式的危難時，都有針對性的及時有效的解決。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