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之困，并不在于去成立專門的銀行，成立這樣的銀行蘊含著很大的制度和腐敗風險。而應該在完善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放松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相關政策，拓寬其股權融資的通道，鼓勵養老、保險等公共基金通過股權投資基金等方式進入中小企業。 

    “第二屆廣東中小企業經濟論壇”有兩條資訊引起了大家廣泛的關注：一是在從緊貨幣政策下，上半年全國已經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倒閉；二是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表示，作為長效機制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的舉措，國家發改委目前正同有關部門“研究”建立國家中小企業銀行。
    兩條資訊，似乎一喜一憂，其實稍微想一想，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條資訊，印證了學界叫囂的“流動性過剩”的假象，錢太多了，央行一方面緊縮銀根收縮“流動性”，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業因為缺錢而“倒斃”于從緊的貨幣政策之下。按照央行的統計數據，貸款是月月增長的，而且在加速，可是，貸的錢去了那里呢，我們不知道，但起碼可以判斷，并沒有流向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第二條資訊則更像“忽悠”中小企業。暫且不論“國家中小企業銀行”的成立是否真能破解中小企業融資之困，單就“研究”兩個字，在中國行政運作機制的效率語境下解讀，恐怕不報廢掉數十萬家中小企業的數據樣本，是“研究”不出什么結果的，無異于畫餅充饑而已。
    被稱為“窮人的銀行家”的尤努斯因其創辦了專注于向最窮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額貸款的格萊珉銀行而成為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尤怒斯堅信，借貨是一項基本的人權。按照這個金融哲學，最起碼，中國的中小企業這項“基本人權”并沒有從公共政策方面獲得制度上的保障。而這種制度上的殘缺我們可以借助于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放大”效應，從獨特的視角加以解讀。中國大量的信貸資源被壟斷在國有企業手里，成為他們投機于資本市場和房地產的工具，抬高了資產價格，而不是投資于實業，這是中國“流動性過剩”和所謂的投資過剩的本質在，大企業壟斷的信貸資源對中小企業的“擠出效應”無疑是明顯的，從而造成了“餓死”和“撐死”并存的經濟怪相。這種情況下，成立專門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似乎成了一種起碼在邏輯上能夠自圓其說的選擇，猶如尤努斯的格萊珉。
    且不說國家發改委和有關部門“研究”到何時，單就這種想法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解中小企業之困，反而可能因為中小企業銀行的成立，其他的金融機構則可以理直氣壯的不再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致使中小企業的信貸環境更為惡化，這種制度“悖論”已經早已被制度經濟學所證明，并被張五常等人在很多場合作為“制度失靈”的范例而采用，目前已經不得不轉型的國家開發銀行，名存實亡的農業發展銀行，不都已經成為金融領域類似“制度失敗”的經典案例了嗎？其實，只要稍微運用一下簡單的數學思維，在金融資源被四大行、數百家城市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基本壟斷的情況下，究竟是一個專門的中小企業銀行值得信賴，還是通過克服制度失靈，政府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讓中小企業從這些已經存在的商業銀行獲得貸款更可行，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講，即使成立一個這樣的銀行，需要在全國成立多少家分支機構，豢養多少工作人員，需要國家投入多少的資金，才能服務于全國上百萬家的中小企業啊。而且，這樣的一個“專門”機構，因為“壟斷”了中小企業的貸款權，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新的尋租勢必形成，中小企業不但解不了融資之困，反而新增“尋租”之痛，弄不好，又成為新的金融腐敗的溫床。考慮到中國政策性銀行的一貫生命軌跡，不出幾年，中小企業銀行恐怕又成為壞賬累累的金融機構，等待國家輸血來救，自顧不暇，還能解救中小企業融資之困？
    正因為如此，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鮮有成立所謂“專門”的信貸機構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世界性難題。有人說，日本的中小企業也有專門的銀行為其服務，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大財團大企業壟斷的國度，其中小企業很少有發展的好的。信用鏈條而言，中小企業信貸之難的關鍵在于其信用不足，從銀行信用的角度而言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需要政府以自己的信用來代替商業信用，為其提供擔保，無論是上個世紀的美國，還是歐洲，都莫不如此。美國專門負責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的中小企業管理局成功的履行了這種信用擔保職責，其擔保損失又政府承擔，國會每年撥付預算。據該局的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中小企業管理局用2700萬美元的擔保，在公開市場得到了23億美元的貸款。政府每投入1美元，預計損失8美分。這就是政府的全部風險。美國在中小企業擔保方面無疑是很成功的。與其建立專門的銀行，損失全部的本金，讓中小企業銀行最終淪落為一個真正的“壞賬”銀行，不如學習美國政府，完善擔保機構，承擔“有限”的擔保責任。
    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中小企業融資之困的制度根源，還在于政府將宏觀調控的“成本”完全轉嫁于企業。宏觀調控本身是一個“公共產品”，其應該由政府來提供。但中國的各級政府不僅僅是一個規則的制定者，而且還是交易的一方，具有自身的利益。房價調控為什么屢屢失靈，因為有政府的利益存在。在經濟基本面逆轉，通脹加劇的情況下，政府為什么只是實行單一的從緊貨幣政策，而不是同時采用減稅、擴大財政支出等財政政策，因為只有從緊的貨幣政策不需要政府承擔成本，其他政府都需要政府承擔很大的成本。政府的“自私”，一方面影響了公共政策的公信力，使企業產生抵觸情緒，另一方面，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我們一方面看到企業的日子不好過，另一方面，卻是國家稅收比上半年同期猛增30%多，這和供給學派所主張的稅收政策完全是相悖的，可能造成企業的大量倒閉和經濟的衰退，最終導致政府稅源的銳減。
    因此，就中國當前的語境而言，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之困，并不在于去成立專門的銀行，成立這樣的銀行蘊含著很大的制度和腐敗風險。而應該在完善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放松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相關政策，拓寬其股權融資的通道，鼓勵養老、保險等公共基金通過股權投資基金等方式進入中小企業。特別要加快因奧運而暫停的創業板的建設，給中小企業的成長提供一個屬于自己的融資平臺，讓資本市場不再成為大企業圈錢的“專利”。同時，考慮到從緊的貨幣政策剛顯成效，千萬不能輕易放松信貸政策。特別是對大企業和大的投資項目。不完善信用擔保體系，放松信貸，中小企業仍然得不到貸款。就財政政策而言，盡管經歷了雪災，經歷大震災，但中央政府的財政之好是歷屆政府少見的，我們有足夠的財力去實施減稅政策。“掃起落葉好過冬”，在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通過減免稅，讓企業休養生息，熬過全球經濟的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