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涉及行政與經濟資源的調整，涉及政府的財稅政策與補貼政策，涉及產業的調整。僅靠勞動保障部門的一紙行政命令，恐怕難有作為。

    近日，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答復有關政協委員提案時表示，廣東省從今年起實施“工資倍增計劃”等三大計劃，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從2008年開始，廣東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將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7月10日《南方日報》）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曾是日本經濟突破瓶頸的致勝法寶，被視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常出現在下述經濟階段，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產品過剩與通脹壓力共存，政府需要提振內需；從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過渡；政府財政收入遠遠大于國民收入增幅，導致儲蓄、投資大過消費，造成經濟不平衡。
    我國目前勞動者收入增長與政府稅收收入增長、物價增長不成比例，提高勞動者收入呼聲頻起。據廣東省統計局統計，2006年廣東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9.4％，而稅收增幅卻高達34.45％。這與全國12％的工資增幅與31.4％的稅收增長相比，懸殊更大。與此同時，城鄉收入的剪刀差還在擴大。這些問題不解決，不管出于多么美好的初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都會成為擺設。
    我們不能忘記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前提，即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成為有源之水，否則所謂國民收入倍增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當時，日本政府除了收入計劃之外，還有經濟發展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目的是達到“經濟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配套的經濟手段———充實社會資本，控制外資、引導國內儲蓄轉為投資，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即縮小工農業剪刀差與各階層收入差）和確保社會穩定。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涉及行政與經濟資源的調整，涉及政府的財稅政策與補貼政策，涉及產業的調整。概而言之，這種整體經濟的大轉型，僅靠勞動保障部門的一紙行政命令，恐怕難有作為。
    投資增加與資源的有效使用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基礎，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增長超過10倍，生產效率大幅提升，這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堅實基礎。反觀國內經濟形勢，私人投資增長雖快，卻因為通脹壓力處于經濟緊縮周期中，如何在穩定中求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考驗。
    更重要的是，保障農民的收益，農村消費的增長才能提振全國消費。1961年至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政府對農民產糧進行補貼，帶動農產品價格上漲，1960年至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同時，農民還能享受土地資產價格上漲的溢價。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在這一階段實現農業機械化，一般耐用消費品在農村普及，這反過來為工業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很清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經濟高速發展與調整經濟結構與收入結構結出的碩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對于國民收入計劃，應該有充分的預案，有長期作戰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