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來，隨著國際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形勢嚴峻，央行“堂吉訶德式”的緊縮貨幣政策萬眾矚目。在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的取舍之間，央行似乎已經在通脹目標制下越走越遠，也讓人有了獨立性增強的錯覺。另外，隨著中美利差的倒掛，利率似乎已經不再是操作目標，存款準備金率，信貸規模控制和人民幣升值正成為央行抑制通脹壓力的最優操作目標組合，但這種看似市場化的總量緊縮政策在非市場化的微觀金融領域很難落實，而且正面臨著權貴和外資的挑戰。

　　由于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 “金融抑制”，過低的利率導致的資金需求和供給的缺口，必然要產生信貸配給的現象。在信貸配給制下，如中央黨校教授王東京所說，能否借到錢，不是看你的經濟效益，而是看你有沒有“裙帶關系”，于是那些國有企業和政府主導的投資性項目自然大獲其利。而且，由于資金使用成本低，很容易形成投資饑渴癥，產生國有熱和民營冷的結構性投資過熱現象。
　　如果此時再加上緊縮的貨幣政策，特別是不加息而調整存款準備金或控制信貸規模，就把難題拋給了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考慮到風險和收益的匹配，必然會選擇低風險的貸款，從而加劇了中小企業特別是經營高風險項目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同時，如果有關部門張開保護傘保護那些利益相關企業，對企業拍胸脯，對銀行拍桌子，不僅會使緊縮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會使金融資源的配置更加失衡。近期，“縫紉機大王”飛躍集團資金鏈斷裂，有關部門強勢介入就是個生動的例子。
　　此外，在全球化的時代，跨境資本流動對一國的貨幣政策也構成了挑戰。央行力推人民幣小幅漸近升值的指導方針，并且寄希望通過升值來緩解通脹壓力，但金融市場的魅力就在于時間分布上的不確定性，如此明確的升值預期給了國際資本無風險套利的機會，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證券投資，或者趴在中國商業銀行的賬戶上。再加上國內的緊縮貨幣政策，使內地企業紛紛向外資拋出了橄欖枝，外資也輕松地完成了從中國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的布局。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就會發現，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緊縮政策至今，恰恰正是外資在中國翻云覆雨的時期，外匯儲備的創紀錄攀升和“地下錢莊”的興旺就是最好的佐證。
　　目前的緊縮貨幣政策，已經與既定目標背道而馳。對央行來說，首先，應確定通脹的原因，如果結構性通脹且是全球現象，就沒有必要用一刀切的貨幣政策獨自承擔全球通脹的成本，而要采取差別化的貨幣政策，把總量過剩的流動性引導到局部流動性不足的地區，比如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要照顧到面向貧困地區的中小銀行；其次，要盡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否則貨幣政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且還會“助紂為虐”，使國民經濟冷熱不均；再次，匯率政策必須要進行調整而且要加強外匯流出的管制，因為在國內通脹壓力加大的情況下，理論上名義匯率存在著貶值壓力，而不是升值，如此的單邊升值不僅會削弱央行的貨幣發行權還會加劇中國經濟的金融風險，畢竟外資是逐利的，而且沒有內地企業的承接，所謂的技術外溢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最后，是要加強央行、財政部與發改委的功能協調，這也是大部制改革的要求所在，現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許才是最好的政策組合。而且在CPI逐步回落的基礎上，進一步理順能源價格體系也是當務之急，畢竟我們所謂的經濟過熱正是在對資本、勞動、能源和環境的廉價利用下獲得的，而價格才是引導資源配置的最好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