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發布了本市200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面對當前物價上漲較快的問題，市勞動保障局突破性地把往年企業工資指導線的下線從“零增長或負增長”，改為“增長3.5%”。也就是說，市勞動保障局建議在京企業至少為員工漲3.5%的工資。(《京華時報》6月11日)

　　本則信息被輿論解讀為“北京勞動局建議企業至少為員工漲3.5%工資”，并且被各大門戶網站放在了顯要的位置，用意不可謂不明顯，指向不可謂不準確，那就是物價上漲背景下的民生壓力日益明顯，公眾的生存壓力持續增加。但是，當“建議漲工資”被解讀為“至少為員工漲工資”時，誤解或許就出現了。
　　前段時間，廣東醞釀工資立法、強制企業漲工資的說法廣為流行，但最終廣東省有關部門不得不出來澄清：不會強制企業漲工資，而是指導企業形成工資增長的良性機制。從中也可以看出，政府現在或將來恐怕都不可能強迫企業增加員工的工資，這是由行政手段的破壞性和市場規律決定的。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工資增長方面都盡可能避免采用行政手段，而交給市場去調控。
　　那么，輿論為什么還是對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的建議解讀為必須呢？是有意誤讀還是無心為之？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無論如何，筆者以為，我們必須看到一個前提，企業員工工資不能與企業效益增長同步，或者漲幅遠小于效益增長，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這有各種各樣的數字可以佐證，如在普通公眾的工資只能保持在維持其生存、糊口水平上的同時，“工資漲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得像胡子一樣快”成為公眾的心聲，并且，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與之相對的一個可比數據，美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50%左右。
　　進一步，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員工，只能選擇是否接受或終止勞動合同的義務，而沒有選擇增長工資的話語權，盡管我國法律規定，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可以就勞動報酬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工資集體協商雙方享有平等的建議權、否決權和陳述權。但是，對普通勞動者來說，這只是權利“畫餅”。
　　如此一來，進入公共話語場的“建議漲工資”被誤讀或許就不是無心之失，其背后隱藏著普通勞動者話語權旁落的無奈。但是，這種誤讀可能有助于普通勞動者權利的提升，有助于話語權的平衡。毫無疑問，我們應當追求話語權分配的公平，以達成話語力量的均衡，讓勞方和資方、強者和弱者都有適當的話語空間和話語權，否則利益關系就有面臨失衡的危險，進而就可能為沖突埋下禍根。
　　物價上漲背景下的普通員工工資實際上呈下降趨勢，由此導致的生存憂慮并不僅僅存在于某個個別人或個別群體身上，而擴大他們的話語權，給他們以利益表達途徑，使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權益獲得最大限度的保障，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局面才有可能形成。如此，則進入公共話語場的“建議漲工資”被誤讀或許就會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