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于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的看法

　　(一) 國民經濟運行自2003年以來保持高速增長(連續五年在10%增長速度之上)，其間經過了政策調節和市場機制的自調節，2007年又達到11.5%左右的新高，需要防止經濟運行由偏快轉為過熱和防止由結構性的物價上漲轉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但現在沒有出現鋼煤電運等方面明顯的瓶頸制約；CPI(消費品物價指數)有所上升但主要是由于階段性的食品價格因素導致，而同時更有先行指標意義的PPI(生產資料物價指數)還一度有所下降，近期雖有再度上行跡象，但是否是強勁升勢還有待觀察。
　　(二)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些年“奇跡”式的高速增長(斯蒂格里茨有“嘆為觀止”之意)，確如最高決策層的判斷，既不能簡單地用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也不能簡單地用我們自己以往的經驗來對照說明。
　　中國的經濟起飛有多重特定因素組合在一起：巨國模型、世界上最大二元經濟體、堅定而漸進的轉軌、后發優勢、適用技術、低廉勞動力和“人口紅利”、政策傾斜支持等等。這些在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和市場化、國際化的過程中，強有力地支撐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中國奇跡”。國家宏觀管理、調控的水平也明顯提高。
　　看來關于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的判斷，有必要從原來的8—9%，提升到現階段的10—11%(或者說10.5%左右，社科院新近有測算：上沿10.7%)。這種潛在增長率實即“不出多大問題的增長率”，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經濟周期的每一個繁榮階段盡可能平穩地拉長高速增長期間，而在每一個相對低迷階段盡可能將其縮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和“反周期”宏觀調控中所應把握的基本要領。
　　(三) 需要居安思危，1.長期視野上，要未雨綢繆，考慮較高速度轉向較低速度拐點來臨時的應對預案；2.中期：著力在應對和消除高投資、高順差、高流動性壓力負面效應上推進綜合性對策；3.短期：應當保持主要宏觀政策工具“相機抉擇”、微調為主的合理操作，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從緊”調控總量(實施“需求管理”)的同時應更多“穩健”地著力調整優化結構(也實施“供給管理”)。目前尚無必要啟動那種財政、貨幣政策“雙緊”的應對全面過熱的比較急驟的措施。

二、 財政運行特征和財力運用政策思路探討

　　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高速增長，預計完成5.1萬億元左右，與上年相比增收1.2萬億元左右。增長幅度達31%左右。
　　我國近幾年財政運行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年度收入增幅高，連續保持在20%以上，約為GDP增幅的2倍。因此，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已從1995年的最低點(10.3%)，回升到2006年的18.5%。
　　為什么財政收入增長如此強勁？最概括地說，應當指出主要是改革開放前面約二十年我們減稅讓利、“放水養魚”等“解放生產力”的努力進入了“收獲期”的表現，既屬于財政收入/GDP比重落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也得到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一基本面的支撐。具體地分析，其中主要不是由于增加稅種、提高稅率，應指出如下一些主要的影響因素：
　　1.二、三產業的貢獻(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如只考慮對財政收入有貢獻的二、三產業的GDP增速，財政收入與GDP的差異會相應縮小)；
　　2.物價因素(如把GDP增速由不變價還原為現價，財政收入與GDP增幅間的差異又會相應縮小)；
　　3.進口的貢獻(進口環節有大量稅收，而這些年進口增幅常保持在20%以上，相應構成財政增收的重要因素——比如，2007年1—11月我國一般貿易進口商品總值增長27.4%，進口環節稅收完成6890億元，預計全年達7400億元，增幅為21.2%)；
　　4.經濟效益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隨企業效率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有強勁增長，也是財政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如2007年1—11月，企業所得稅完成9176億元，同比增長39.2%，個人所得稅完成2912億元，同比增長29.5%)；
　　5.稅收征管水平不斷提高，增收的潛力還在不斷挖掘出來。
　　除了上述這些，應當指出，也有提高稅率等增稅和特殊的政策因素，如2007年由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的提高而增加當年財政收入約1700億元，加上其他特殊政策導致的一次性增收因素合計約3000億元，在2007年全部財政增收額中約占1/4。可知，這一部分增收因素雖不可忽視，但在全部增收中仍然是只占小頭的次要因素。
　　此外，也不排除還有一部分GDP低估因素(主要是第三產業的GDP)和地方稅收摻入水分的因素，但這更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了。
　　既然我國財政增收的原因可以得到合理解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那么，接下來應當討論的是，我們增收的財力應怎么用？對財政赤字、國債應怎樣考慮？
　　在防止經濟過熱、財政又有大量增收的形勢下，已經聽到抹平赤字、停發國債的呼聲，同時也有“流動性過剩”即是“錢多得用不了”的認識誤區。前一主張的政策含義是可以用簡單的總量方式實行收縮；后者的行為邏輯則往往表現為政府主體不加節制地把可用財力用于政府有偏好的“形象工程”等類項目。
　　但是，如果我國全面把握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特點和總量調節與結構優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結合，比較合理的政策要領應是：

　　第一， 使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繼續有所降低，而不一下抹平和停發。

　　把這部分可用財力和超收收入以及明年將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可集中的國有資本收益，作統籌協調，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優化結構，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同時繼續酌情積極運用特別國債手段置換超額外匯儲備、以間接或直接地收斂流動性。)

　　第二， 著力優化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運用增收財力和其他可用財力著重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具有在“矛盾凸顯期”改進民生、消解矛盾和在“黃金發展期”維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重大意義，比如：
　　1、 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農村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和合理的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加快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需要在一個歷史時期中投入天文數字的財力。面對新農村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的錢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事情還只能循序漸進、逐步去辦。
　　2、 我國的區域間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有所擴大，亟須通過合理的統籌協調來有效地貫徹中央確定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和建設北方經濟中心—濱海新區戰略，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區域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這也需要為數可觀的財力，可用的錢不是多了，而是還很不足。
　　3、 我國在爭取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公共產品和公益服務，亟待增加供給。如實行義務教育全面免費、建立城鎮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養老個人賬戶和在全國農村也實施“低保”制度；發展城鎮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護生態、治理污染以改進城鄉人居環境(如解決近3億人尚未得到安全飲水保證條件的問題)；等等，莫不需要大量的資金，可用的錢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4、 我國為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按照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要求走創新型國家之路。為支持從發展基礎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項目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必須在實行科技體制和管理體系改革的同時，下決心增加科技投入，而當前這方面的資金需要尚未得到很好滿足，我們仍然是處于資金制約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對不足狀態。
　　5、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在逐步構建、健全的過程之中，還應繼續瞻前顧后適當充實戰略性的社保基金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支付高峰、填補轉軌成本。
　　6、 我國國防和必要的重點建設，仍需可觀的資金支持。
　　此外，由于收入豐裕的期間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財政支出的剛性又十分明顯，所以適當撥出部分增收財力形成中央預算調節穩定基金，準備以豐補欠和應對不時之需，也有其必要性。
　　總之，在當前的條件下作綜合考慮，如果適當整合財力(包括赤字、國債和國有資本收益等)優化結構，只要真正加強了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就是提供了有效供給，不會惡化而會優化總供需均衡狀態，不會形成“過熱”風險，而且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

　　第三， 也需要強調，在整合、統籌運用可用財力優化結構的同時，還應運用部分財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錢買機制、建機制”。比如：

　　1、 為降低行政成本，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能，積極穩妥籌備、在時機成熟時推進“大部門歸口”的機構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員分流、安置的經費。
　　為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應堅決落實“收支兩條線”原則，充實公檢法系統公用經費矯治公權扭曲，同時加強法官、檢察官、警官培訓和加強“廉政公署”、“中紀委”式權力制衡、監察機構所需經費；
　　2、“鄉財縣管”、“省直管縣”的扁平化改革推進到綜合改革、減少地方行政層級時，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經費支出。

(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