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正常發展和人為的拉動下，國內城市化率正呈迅速上升態勢。競爭、攀比和大規劃、大圈地之風越刮越烈，出現了全面突擊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局面。不久前，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組成員陸大道院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李國平、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姚士謀教授等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在聯名向國家相關部門提交的《關于遏制“冒進式”城鎮化和空間失控的建議》中，直陳眼下國內不少地方“急速城鎮化”帶來的種種隱憂，認為目前國內城市化發展的速度宜“放緩”，而不能急功近利，浮躁冒進。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02年至2005年中國城鎮化率分別為：39.1%、40.5%、41.8%、43%。中國城鎮化率從20%到40%只用了22年，這個過程比發達國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據報道，國內目前有20多個省會城市在做大城市規劃。如位于云貴高原的一個省會城市，正準備將一個著名的高原湖泊圍起來，成為城市的一部分，用當地官員的話說，要建設全球最大的環湖泊城市。近年來，中國城市建設的速度和程度日新月異，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建設、改造和擴展為基本前提的房屋拆遷規模也日益擴大，由此帶來的城市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一些制度性措施加深了城市弱勢群體邊緣化，已經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和社會和諧發展。
　　勿庸置疑，目前，國內不少地區大規模城鎮化推動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條件。但是，近年來國內城鎮化進程卻出現冒進態勢。尤其是耕地、水資源等重要資源過度消耗，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出現巨大浪費現象層出不窮、屢見不鮮。尤其是“超速”城鎮化和與之伴生的“圈地”行為，導致城鎮周圍的空間嚴重失控，土地和農田一批一批地被毀掉，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和城市邊緣人群。農村人口急速、大規模地向城鎮遷移或轉移，遠遠超出了城鎮的就業吸納能力和基礎設施承載能力。
　　中國城市化“超速”的負面效應正在顯現。特別是部分地區的國土開發和建設布局出現了無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許多高速增長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地區，產業和布局混亂，社會和經濟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表現相當嚴重。一些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和經濟發展壓力太大，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生態和環境狀況嚴重惡化。某些城市地下水嚴重超采，使得地表水污染進一步加劇，而全國污水處理率只有36%，全國垃圾堆放累積總量已高達70億噸，占地5億多平方米，甚至有近200個城市出現垃圾“圍城”的局面。而城市化高速發展還使城市空間結構長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種管線的消耗大幅度增加。
　　由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驚人，城市郊區“圈地”此起彼伏，導致沿海發達地區的耕地面積銳減。比如在長江三角洲，人均耕地面積已由20年前的1.25畝，降至目前的0.4-0.56畝，高速城市化面臨巨大的“土地危機”。隨著國內城市化進程中的“攤大餅”模式的盛行，城市空間呈蔓延式大擴張、大膨脹，地面建筑密度過大，工業過分集聚，城鎮人口、流動人口猛增，不少地區資源、環境承載力已到枯竭和惡化的“臨界點”。如由于城鎮人口集中過快，配套設施不足，國內目前城鎮垃圾處理率大約10%，污水處理率不足30%。在制定城鎮化方針、政策時，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沒有條件在城市化方面大幅度超過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江蘇省前不久出臺的一份有關江蘇城市化發展與展望的分析報告預測，鑒于近5年江蘇城市化速度過快，且考慮到城市化水平達到50%后增長速度將會趨緩，未來江蘇城市化水平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作為低限，以此計算，江蘇步入比較成熟的城市社會的時間表為2018年—2020年之間。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涉及到產業的轉型，新產業的成長，城鄉社會結構全面調整，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環境的支撐和大量相關領域的立法以及國民素質的提高等諸多方面，必然是長期積累和發展的漸進過程。其實，城市化進程并非越快越好，只有適度合理的發展，才能彰顯城市的綜合效益。因此，在國內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應根據國情國力保持合理的城鄉比例，從根本上遏制冒進式城鎮化和空間失控的態勢，解決由此帶來的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尤其應該對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科學分析和預測，設定各個階段適宜的城鎮化率。

(作者單位：江蘇省連云港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