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傳統性權威的消失，倡導民本的和諧社會的政策出臺以及來自普通公民的維權意識和公共參與愿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們似乎已經不再滿足于只是依賴政府或者求助精英，也不再將自己的行動只是局限在對自身利益的訴求上，他們正通過一系列的集體行動和自我組織在鄉村教育、環境保護、社會健康乃至農民權益等各個方面開展著廣泛而豐富的志愿服務。民間正在被組織起來，正與政府和企業一起，通過互動和合作，來尋求民間的自助或者互助，謀求公共利益的實現。這些現象不但活躍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活躍在西北、西南遙遠的鄉村，分布在祖國的四面八方。參與的人群不再只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且包括記者、政府官員、教師，甚至職員、學生和外來打工者。正是這樣廣泛的行動和話語展示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民間力量，也暗示著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公民社會因子已在中國出現

　　公民社會的概念舶自于西方，卻并不局限于西方。它在現代社會中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并隨著歷史變遷和文化不同而不斷變化其內涵。從根本上來說，它與政治社會相區分，強調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社會自我組織、強調社會自身的相對獨立和自治。西方版本的公民社會或者表現為NGO組織或者是新社會運動和以大眾傳媒為主的公共領域的討論。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社團革命，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正形成支撐西方文明的三大部門。并且經由全球化的作用，公民社會組織及其運動業已成為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所以雖然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是隨著如聯合國發展署、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發展組織進入中國，這一概念也進入到中國，并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和話語都產生現實的影響。
　　學術界從90年代初圍繞著公民社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現在許多民間組織也以非政府組織(NGO)自稱，公民社會組織和行動所提出的議題，例如環保、健康等已逐步進入政府的相關文件，甚至進入決策過程。在這15年間，中國本土NGO的涌動、公共領域內民間話題的創造、各種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益行動的開展以及在中國逐步顯現的公民權利意識都已經使得類似于西方版本的公民社會因子在中國出現。雖然這些公民社會的因子仍然受到來自政治、經濟和傳統文化力量的限制，而并沒有使得獨立的公民社會在中國生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民社會在中國缺乏生長的土壤，相反，中國的民眾對公共參與、公民權利以及對公民文化的倡導都有著廣泛的需求。據不完全的統計，在缺乏足夠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從15年前的幾乎為零，仍然發展到現在的800萬個左右。這就是明顯的證明。

中國公民社會組織不同于西方

　　不過也應該看到，中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文化和行動方式不同于西方公民社會中的以NGO的獨立和對抗為主的表現形式，它更多地表現為社區自我組織，公共話題的非正式討論、民間集體的公益行動以及NGO與政府和企業的多方合作等。簡單地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主要表現為眾多非政府性質也非企業性質的各類社會組織及其集體行動。中國的公民社會要發展，需要有自己的創新戰略，使得既能夠體現民間自主和自治，又與現有的政治經濟環境相吻合，并能深深植根于中國自身的文化土壤中。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謀求創新的情境下，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和國家的和諧社會戰略結合起來，開始新的社會改革開放的試驗。如果說公民社會在很長的時間內還是只能做不能說的暗地里涌動的潮流，那么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倡以及和諧社會戰略的提出，非營利組織以及其他公民社會組織正走向前臺，并在地方的各個層面形成一種新的力量來推動地方和諧社會的建構，并在更深的層次上，推動自市場經濟改革以來新的社會結構的轉型。毫無疑問，這將是從市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社會的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而這一次社會的改革開放，相信將會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

中國公民社會組織主要有三類

　　中國公民社會的組織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正在轉型的官辦民間組織。這些組織一般是已經在民政系統注冊為社會團體或者民辦非企業單位，他們過去依附于政府或者就是政府自己主辦的，而隨著事業單位體制的改革，這些社團正面臨資源不足、人員老化、缺乏活力等困境，因此官辦民間組織如果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適應和諧社會的發展，就不得不進行轉型，這些轉型的官辦民間組織憑借政府的信任和關系，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服務和倡導的作用。
　　第二類是草根民間組織。這一類組織完全從民間自發、自主地產生，并且高度自治。這一類組織雖然沒有注冊或者是非正規注冊，但卻相當有活力，他們的集體行動正是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的主要表現形式。雖然他們不如西方NGO那樣正式和系統，那樣具有合法性和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支持，但是它們分散在中國的底層，有著更為靈活和切實的行動方式，堅定的公民社會理念以及扎根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情境，密切聯系著平民的具體利益，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利益和文化價值相連可能正是這些草根NGO的不屈不撓的生命力所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些草根組織和集體行動也常常因為缺乏社會的合法性和資源缺乏而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許多集體行動在理念上難以從個人利益的爭取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變革的可持續動力，或者又由于經驗和能力不足，很容易因為被壓制而夭折和失敗。要求低調地扎根底層的同時卻又容易缺少資源和合法性，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這些草根民間組織和行動者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第三類是正在本土化的國際NGO組織。國際NGO隨著全球化的加速而進入中國已經是一股浩浩蕩蕩的潮流，正如外資企業一樣，這些國際NGO的進入也為中國的公民社會帶來新鮮的活力和技術，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情境下，這些國際NGO不能照搬西方的套路，而需要與本地的需求結合起來，在國際NGO的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國際NGO需要將自身嵌入到當地的文化中去，尋找合適的嵌入策略，實現組織的宗旨，也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正是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

公民社會組織可起到三種作用

　　這三類公民社會組織在這十幾年間取得迅猛的發展，是與公民社會的去政治化息息相關的。早先的公民社會主要糾纏于民主的討論中，這既引起政府的顧慮，也缺乏和民生的聯系。但是自9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的發展更多地與扶貧、環保、健康以及其他社會發展問題緊緊結合在一起，這給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極大的生命力，也是和諧社會戰略能夠和公民社會成長相契合的原因。在中國這15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固然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先前20年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現代化戰略所付出的代價正在世紀之交逐步顯現出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環境惡化、城鄉差距拉大、社會秩序混亂、教育資源不公、弱勢群體增多等問題層出不窮。這些發展問題不但困擾著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非常容易引起社會的動蕩。和諧社會的國家戰略正是應對這一社會危機而提出的，而公民社會組織在這一整體戰略的轉變中主要起到三種關鍵的作用。
　　一是傳遞社會服務。當大量的社會服務政府無力提供，市場不愿提供的時候，公民社會組織可以補充政府的不足和市場的失靈，而力圖為弱勢群體或者特殊群體提供高品質的服務。這一功能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是常識，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例如韓國和菲律賓，也已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中國，這一類公民社會組織是發展最快的組織。例如在中國的扶貧過程中，國際NGO在資金、人員、知識和信息方面都提供了大量幫助，和地方政府開展多方面的合作，許多本土的民間組織也在艾滋病關懷、農民工子女教育等議題上發揮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參與社會服務的傳遞，也使得公民社會能夠吸引更多的平民百姓作為志愿者參與進來。
　　二是引發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許多社會議題的解決首先需要人們的發現和討論，尤其是和諧社會的公共議題，特別需要一個自由、充分和理性的討論空間。公民社會組織很多時候可以充當這樣的角色，來推動人們關注和討論這些公共議題，探求根源，討論辦法，并能夠形成和提供公共意見給政府和相關組織。在最近的十幾年間，無論是消費者權益的維護還是促進對艾滋病問題的關注，都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組織所產生的影響。
　　三是進行社會創新實驗。當前出現的社會不和諧問題都不能再僅僅依賴傳統的政府救火的方式來解決了，需要通過系統的社會創新方式來創造性地加以解決，公民社會組織由于其自身的專業性和創新意愿，可以為整個大的社會政策變革率先開展小的社會創新實驗和試點，尋求社會創新的路徑，了解相關的風險以及尋求合適的可以推廣的方法。例如云南綠色流域組織就是通過自身的流域治理的社區實驗而使得流域治理逐步被人們和政府所關注。

公民社會組織存在許多問題

　　但是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和互動機制中，公民社會組織的影響力仍然是無法和政府以及市場相比的。大力發展民間組織，促進民間組織與政府和企業的互動，是建設一個可持續的和諧社會的關鍵。
　　目前公民社會組織雖然受到廣泛的贊賞，但是它本身的發展也存在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其中一些公民社會組織停留于作秀和口號，缺乏實際的服務工作，另一些公民社會組織則逐漸脫離社區和服務群體的需要，轉向謀求國際基金會和政府的肯定，在項目化的過程中，這些組織忙于籌款、項目流程和內部管理，而無力去滿足服務群體的需求。有些出現官僚化的傾向，而更有一些單個的NGO在目前的環境下很容易被政治化，這些都值得我們關注。

公民社會建設可從三方面著手

　　因此，公民社會的建設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內部支持社會組織及其行動者的能力，使得社會組織的聯合力量能夠逐步形成中國本土的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形成中國治理結構中的新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外部提供資源、創造合法性機會來推動NGO和其他公民社會力量參與底層社會變革的公益行動中去，使得公民社會能夠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的新生力量，倡導和追求可持續的社會公正。但更基本的也是更重要的是第三方面，就是逐漸形成一種能夠支持社會和諧的文化基礎，人們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訓練，逐漸形成公共參與、民主討論以及自主開展改變社會的行動的公民美德。培育獨立思考、負責任的參與行動以及能夠彼此寬容和互助的公民，是目前階段建設公民社會，實現社會和諧的最根本的基礎。這是最為困難的，但卻是真正的可持續的基礎，因為和諧社會歸根到底是由具有和諧公正品格的公民組成。
　　從長遠來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最重要的影響是可以逐步改變原有的政府主導的社會治理結構，新的治理結構力求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力求建立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力求以參與式方法來使得邊緣或者弱勢群體能夠參與到治理決策過程中來。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可以形成既合作又制衡的機制。這種合作和制衡的效果有效地改變了原有的不均衡的發展治理過程，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和諧。在小平南方談話15年之后，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應該成為衡量中國是否實現真正的社會的改革開放的標準。一個健康的、自組織的、與政府和企業可以有良性互動的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正成為未來“強國家、強社會”的中國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面。

（作者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